抵制日货像一阵风:爱国停留在口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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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称抵制日货像一阵风:爱国停留在口号上2012年10月29日05:39  齐鲁晚报 评论(1413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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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等各大城市严格实施抵制日货。(资料片)


　　本报记者 郑雷
　　“一阵风式的抵制日货行为，会让外国人觉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强有力的反制和持续性，并从中学到对付中国的‘实用经验’，认为强硬后适当松一松，中国的态度马上就软下来了。但从骨子里，外国人会将中国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原则，只讲求眼前利益的民族。”周永生观察道。
　　她爱这些东洋货
　　她又恨那些东洋人
　　“妈呀！全是东洋货，明儿叫我穿什么衣服？”
　　在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里，林老板女儿因为爱穿“东洋货”而受人耻笑，“抵制日货”的人警告她不得穿日式衣服上学，否则就剥光烧掉。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吗？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好好儿的发兵打东三省干吗呢？不然，穿了东洋货有谁来笑骂。”当年，36岁的茅盾在《林家铺子》里这样写着。
　　《林家铺子》写于1932年6月，正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
　　小说中“抵制日货”的场景，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第二次集体抵制日货的风潮中。小说中的林老板精于生意却又胆小怕事，对抵制日货的浪潮波及他的铺子感到气愤；对“一·二八”事变中的中日沪战，他却颇为冷漠，“满街人人为上海的战争而没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时候，林先生始终在筹虑他的正事。”
　　抵制日货风潮里，中国普通市民的爱国情感与内心的纠结，《林家铺子》刻画得淋漓尽致。
　　二十世纪初
　　打“经济牌”很奏效
　　对于抵制日货，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是经济抵制运动的一种，目标为日本生产的商品。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出现过由民间或政府策动抵制日货的呼吁或行动，当中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还有战前的美国等。
　　而这百年中，中国就经历了多次集体抵制日货的风潮。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中国商会领导工商界作出迅速反应，提倡使用国货和抵制日货。
　　1919年“五四”运动中，抵制日货成为爱国学生的自然行动。5月7日晚，北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
　　山东商界也掀起新一轮抵制日货行动，近万人召开公民大会，通过罢市决议，检查焚烧日货，导致山东省日货大减，有的近乎绝迹。
　　但不久，在华日本商业又卷土重来，很快再次占领市场。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在天津，有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据当地的《庸报》报道，有人发现宋则久的商店卖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国货商们更是不失时机地利用高涨的爱国热情宣传自己的产品。当时中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竞争相当激烈，而抵制日本大量生产的粗布，就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纱厂的竞争。
　　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南洋烟草公司，它利用抵制日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抵制日货风潮中，由于“日本制造”产业结构单一，对中国的出口也仅限于纺织品行业，打这种“经济牌”很容易见效。
　　他们都摸透
　　中国人的心理了
　　1955年至1970年，日本经历了“黄金十五年”。
　　在这15年内，日本不但年均经济增长在15%左右，更重要的是，在“产业立国”路线下，奠定了强大的产业基础，催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名企。而中国，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
　　进入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而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全球产业链下，针对国内“抵制日货”行为，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2005年，由于日本入常及教科书事件，抵制日货风潮再起。
　　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了抵制日货风潮。
　　近期，围绕着钓鱼岛事件，许多中国人选择抵制日货。
　　孟晓宇是济南一家银行员工，在很多日系车出现大幅降价后，像日产“天籁”最高直降五万，他身边几位原本坚定抵制日货的朋友开始动摇了，喊着要买日系车，因为“价格实在划得来”，而且，日产、丰田都表示，承诺负担“意外补偿”。
　　“如今抵制日货，就像一阵风一样，今天喊一阵，明天喊一阵的。”孟晓宇觉着，随着日系车令人心动的“降价潮”，这种集体抵制恐怕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被这阵风刮走的，还有不少平时在媒体上投放日系车广告的商家。这些商家表示，现在做广告也是白投钱，等过了这阵风再投放广告。“这些人都摸透中国人的心理了。”济南一家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表示。
　　在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看来，在抵制日货上，中国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应激烈，更多时候，中国人的爱国停留在口号上。
　　周永生注意到，质量差不多的商品，如果在韩国，即使国货贵，韩国人也要买国货，除非外国货便宜太多；而在中国，即使外国货贵不少，中国人也会选择外国货，这牵扯到面子和虚荣心。
　　而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打的这场贸易战，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这场贸易战会持续多久，中国政府、普通百姓和精英阶层会作何反应，更是国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阵风式的抵制日货行为，会让外国人觉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强有力的反制和持续性，并从中学到对付中国的‘实用经验’，认为强硬后适当松一松，中国的态度马上就软下来了。但从骨子里，外国人会将中国人看作是一个没有原则，只讲求眼前利益的民族。”周永生观察道。
　　他分析认为，如果这种抵制日货像一阵风一样，今后，国人再通过抵制日货进行反制，效果只能越来越弱，而且左右摇摆中，老百姓也会变得麻木。
　　面对抵制日货的呼声，“商品无罪论”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周永生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一种产品，里面不仅有使用性，也有民族性、价值观、审美观，一国商品的传播，也是本国国家文化的传播。而一国国民在使用别国商品时，也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感染，受到这个国家的软化。”
　　“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随着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是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钱不应该买什么》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认为，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在他看来，这个推断，也适合于当今中国。
　　在周永生看来，中国人在民族性方面还很缺乏，特别是经济利益与爱国发生冲突时。这次中日矛盾，更像是一次唤醒中国人爱国的契机，也是启发民智的契机。

(原标题：这是一次启发民智的契机)

　　这个时候去不去日本游？　　
　　本报记者 郑雷
　　决定去哪旅游，这是公民自己的权利。这个时候赴日旅游，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各方观点的碰撞和混合，呈现了全面而真实的中国。
　　你们怎么还
　　打日本旅游线？
　　9月2日一早，身着黑色风衣的林雅兰来到青岛流亭机场，在候机厅里耐心等待客人。
　　林雅兰是青岛一家旅行社的赴日导游，在接下来的一周中，她将带领25名中国游客游览日本的大阪、东京、箱根和滨松。这趟“浪漫日本金秋之旅”，每位游客基本旅行费用七千多元。
　　两个半小时飞行后，载着满是兴奋游客的飞机降落在大阪关西机场。
　　几天下来，这些中国客人手里都提满了购物袋，里面装着让他们倾心的日本商品：资生堂化妆品，佳能、尼康相机，卡西欧、西铁城手表，还有当地食品。平均每人的购物开销都在五千元以上。
　　“太舒服了。”泡在箱根的温泉里，一位女客人朝林雅兰惬意地眨了眨眼。此刻，林雅兰心里在想，钓鱼岛事件对赴日的中国客源还将造成多大影响，但她没有料到，这是她近期最后一次带团赴日。
　　9月之前，林雅兰平均一个月能去两次日本，有时也飞往韩国和欧洲。
　　9月12日，林雅兰所在的旅行社照例在当地报纸上做了赴日游广告。当天上午，旅行社业务部的电话铃响了，接线员拿起电话，听筒里却只传来一句话：“都这个时候了，你们怎么还打日本旅游线？”
　　两天之前，日本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的“国有化”。
　　9月15日，青岛市黄岛的佳世客和几家日系车店遭到打砸。事发后，包括孟昭在内的青岛多家旅行社负责人都收到旅游局发来的短信，提醒各家旅行社注意赴日游客的安全。
　　孟昭是林雅兰所在旅行社的总经理，他明白，这条短信是暂停赴日游的“信号”。而针对日企打砸事件一发生，他就做好撤线的思想准备了。
　　早在几个月之前，青岛对日本游人数便呈现出了直线下降状态。从2011年到2012年上半年，每月平均有200个团经过青岛赴日本旅游，人数为五六千人。而今年7月人数下降了一半，8月下降了近70%，9月下降了近90%，到了10月，一个去日本旅游的团都没有了。
　　日本游停了
　　美国人来了
　　9月18日，青岛举办了第六届“中美省州旅游局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会议上传来了美国逐渐放开中国游客赴美“门槛”的消息。
　　“美国旅游协会正在与美国国务院商讨使用视频电话的形式进行面签。”美国旅游行业协会主席罗杰·道说。
　　虽然一位山东省旅游局工作人员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种“旅游示好”，只是时间上很“巧合”，但民间的解读似乎很解气：赴日游并不像中国从日本进口发动机和芯片那样不可替代。中国老百姓不去日本玩，可以去韩国，去东南亚，去欧洲。
　　作为日本最大的客源国，中国人不去日本旅游，将重创日本服务业。在国际问题专家华益文看来，中国一旦被迫对日本扣动经济扳机，将会尽可能选择对日方具有较大杀伤力、对己方具有较小损伤的目标。
　　下一场战争是超越日货
　　本报记者 郑雷
　　“看看现在的日货，还剩下多少是不能取代的？日本电器已经全面溃败了，日本车也没有以前那么风光了。前几天刚劝一个朋友放弃了日本车，抵制日货没有那么难的。”
　　——网 友
　　“核心的技术在别人手里，我们没有定价权的。中国市场够大，这对日本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也会做出让步；但核心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让。”
　　——赵晓(车企研发人员)
　　“一定要跟日本斗争，跟美国斗争。我们现在想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能够享受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也需要去拿资源、拿市场、拿技术，那么必然跟他们发生冲突对撞，这实际就是经济战争。”
　　——白益民(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还剩下多少
　　是不能取代的？
　　9月下旬，就在日系车销量大减、丰田在华工厂频频传出停产的消息中，赵晓和他的同事坐不住了。
　　这些德系车企的中国雇员们，正在为从日本进口的汽车零部件能不能准时到货发愁。
　　赵晓是奔驰在北京公司的研发工程师，他所在的部门，专门负责汽车导航通信娱乐系统。在中国组装的奔驰车，一些核心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车上的导航系统，就是由三菱公司提供的。
　　让赵晓和同事稍微安慰一点的是，这个时候，不光是他们一家着急，美系、法系车企也都在抱怨，从日本进口的零件进货速度慢，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生产受到影响。
　　这样一幕场景，几乎再现了去年日本大地震后，各家车企急需日本零部件时的难熬滋味。
　　事实上，在电子控制元件、电子控制模块以及自动变速器三大关键汽车零部件上，全球市场几乎被日本垄断，无论是日系车还是欧美系车都不得不依赖日本制造。
　　在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高附加值零部件方面，日本也保持绝对优势。
　　为了防止技术流失，这些零部件的生产基地几乎全部在日本国内，这就导致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由于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停产造成供应紧张，曾将整个全球产业链推向断链的边缘。
　　而事实上，不管是日系、美系或是法系、德系车在中国的生产企业，零部件存货量都不大。如果到货不及时，势必影响在中国的生产。
　　据中国汽车行业协会统计，与上年同期相比，9月份，日系汽车销量下降40.8%，德、美、韩和法系车销量分别增长13.8%、15.1%、9.4%和9.2%。
　　赵晓曾经的“老东家”丰田公司9月份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了40%，而完全从日本进口的三菱汽车，9月份在中国才卖了2340辆，同比减了六成多。
　　网上弥漫着一片乐观情绪：“看看现在的日货，还剩下多少是不能取代的？日本电器已经全面溃败了，日本车也没有以前那么风光了。前几天刚劝一个朋友放弃了日本车，抵制日货没有那么难的。”
　　可怕的正是这些
　　“隐形日货”
　　但在圈内人看来，德系车销量的增长似乎和“抵抗日货”关系不大。
　　“今年宝马卖得特别好。”赵晓的同事李毅说，在高档车中，德国车一向比日本车卖得好，日本车竞争不过德国车。
　　赵晓的朋友和同事大部分是“80后”，在这场由日本“购岛闹剧”引发的全国性的抵制日货的风潮中，大家观点截然不同。
　　“我不抵制日货，谁做的东西好我就买谁的，我只抵制假货烂货。”
　　“只要功能差不多，我就不买日本的。手机我就不买iPhone、不买三星，我就买HTC,因为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韩国的，一个是中国台湾的。”
　　“那你干脆买小米好了！”
　　“我刚才也说了，不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国产机和外国的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慢慢来，等我们发展起来还怕干不过他们！”
　　赵晓刚花了4900元给女朋友换了一款iPhone4S。他一点都不觉得iPhone是美国货：它是在美国设计的，在日本制造关键零部件，在韩国制造最核心的芯片和显示屏，再由中国台湾厂商供应一些零部件，最后在中国内地的富士康工厂里组装，然后空运到美国。在一款iPhone4S手机上，从液晶面板、相机模块、到闪存、无线LAN/蓝牙模块等关键零部件，就包含了东芝、夏普、索尼、村田制作所、TDK、精工爱普生等多家日本供应商。
　　难道连iPhone也要抵制么？
　　从心底里，赵晓很鄙视那2200名去日本旅游的中国人。
　　“他们太没有骨气了。这个时候去日本，不就是图个便宜嘛。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利益至上，打死我也不会去日本旅游。”但在产品竞争中，他认同“谁做得好就买谁的”这个全球化产业链下的游戏规则。就拿汽车上装的这个导航通信娱乐系统来说，沃尔沃用的是电装(denso)公司的产品，奔驰用的是三菱的，奥迪是爱信AW公司，宝马是阿尔派(alpine)公司。
　　“这四家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企业。”在赵晓眼中，丰田、索尼、松下这些公司并不可怕，可怕的正是这样掌握了核心技术，而对于中国而言又找不到可替代产品的“隐形日货”。
　　核心的东西
　　他们绝对不会让
　　2010年，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时，赵晓正在瑞典出差。
　　几个瑞典同事刚去过中国，他们特意去看了吉利汽车，他们担心，沃尔沃作为高档车，因为跟吉利整体低档定位和制作扯上关系，品牌形象被严重拉低。
　　瑞典同事的这番话并无恶意，但赵晓心里不是滋味。为了掩饰不自在，他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味道太苦了。
　　“技不如人，真的没办法，你自身能力不够。”在工作中，赵晓和老外经常打交道，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很不信任。李书福的那句名言流传甚广——“造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两张沙发加一个铁壳吗？”造汽车可没李书福这样的“疯子”想得简单。但事实上，赵晓又不得不佩服李书福，中国车企乐于给合资企业打下手挣快钱，也只有李书福这个“疯子”敢挑战欧美。
　　赵晓的同事李毅曾在一汽集团工作过。让他感慨的是，这么多年来，一汽作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车企，一汽奔腾用的还是马自达的发动机。
　　成立于1944年的韩国起亚，只比中国一汽的起步时间早了12年。可如今，起亚自主研发了多款新车型。而一汽和大众合作多年，每年还要交不菲的技术转让费，转让费还要根据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上浮，“大头都让德国人拿走了”。
　　在赵晓们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车企拿不到外企的核心科技，又不想脚踏实地做技术，合资后如果赚了钱，本该自己研发的也不再费脑筋了。“他们更关心的是挖掘市场，能挣多少钱，年终报表的数字好看不好看。”
　　在丰田工作时，赵晓的研发权限比起日本同事要小得多。
　　一个细节让这个27岁的中国青年“刻骨铭心”。每到产品和技术测试时，摆在赵晓面前那些简单的测试用例，只是程序化地教他这个“研发工程师”一步步做什么。
　　那些记录着后台核心想法的详细规格书，赵晓这样的中国雇员根本看不到。
　　“接触不到核心的东西，个人还能有多大进步空间？”赵晓知道抱怨没有用：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人的水平，他们觉着自己的思路是最好的，中国雇员只需要按指示照做就是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担心中国人掌握核心技术。
　　赵晓的朋友也有类似经历，他在日本在华一家IT企业做软件工程师，这位高材生每天的工作，只是重复将日方已经编成的代码再复制粘贴而已。
　　“核心的技术在别人手里，我们没有定价权的。中国市场够大，这对日本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也会做出让步；但核心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让。”赵晓说。
　　从货币战争
　　到“产业战争”
　　10月15日，“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彩电市场盘点出炉。“日系品牌大幅衰退50%，家电中韩对垒新格局初成”，有媒体发出这样的“欢呼声”。
　　当天，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发了一条微博：“日本制造业经济体是很强大的。索尼、松下、夏普不能代表日本制造的真正水平，尼康、三菱、川崎、石川岛播磨、京瓷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才是日本制造的象征。”
　　白益民在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12年，这个在中国人看来非常陌生的“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一个综合商社。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NEC这样的企业，都同属三井财团旗下。
　　而他在微博中提到的川崎重工，是日本军工产业的重要成员，仅次于三菱重工，是日本自卫队飞机和潜艇的主要生产商。
　　2008年，白益民出版了《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这本展现了三井财团在钢铁、汽车、信息产业、石油、核电、高速铁路等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上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揭开日本财团在中国布局的书，被称为日本版的《货币战争》。
　　白益民自己则说，他在这本书里谈的不是“货币战争”，而是中日间的“产业战争”。在白益民眼里，“购岛闹剧”引发的这场中日贸易战，只是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和美、日打的一场产业战争的体现。
　　最近在一家门户网站举行的财经论坛上，白益民就“购岛风波”引发的中日经贸战讨论中，再一次阐发了他的观点。
　　“我不赞成大家砸日货的方式，但是我的观点是——一定要跟日本斗争，跟美国斗争。我也不同意说没有阴谋论，我认为就是有阴谋。你说它是阴谋，是因为不懂它的玩法，所以认为是阴谋。它的阳谋是什么？就是为了它本国国民的福利而在全球争夺资源、争取市场，使用别的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在做这个事情，日本也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想生活得更好、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能够享受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也需要去拿资源、拿市场、拿技术，那么必然跟他们发生冲突对撞，这实际就是经济战争。”
　　而要打赢这场经济战争，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牌”，“不是简单地砸砸日货，这种方式是打不赢的。”白益民说。
　　学习日本
　　才能打败日本
　　就在中国跟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时，6月1日，中日之间达成了贸易以人民币结算协议。
　　在白益民看来，这是对美元的一次挑战。为什么打经济战时别人能打赢，因为别人有发达的制造业，能够占据高端，因为它有它的一套体系，“这套体系，日本用的是产业和商业金融结合的财团，美国用的是它的华尔街的力量。”
　　白益民觉得，中国制造业转型，一定要往高端方向走，就是材料、机床、生产线、成套设备这些东西。他提到了稀土——这个在很多中国人眼中看来是反制日本的最有利的资源性“武器”。
　　根据商务部网站援引《日本经济新闻》的资料，2009年之前，日本所需稀土九成以上都要从中国进口。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国民间就曾呼吁政府停止对日稀土出口，搞“稀土抗日”。
　　2012年的这一次钓鱼岛风波中，又有人再次呼吁“稀土抗日”。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等资源真的能达到反制日本的目的吗？2005年探明数据显示，中国稀土资源占世界储量的58%。日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稀土？
　　“因为它能点土成金，而这些稀土在中国人手里就是土，因为中国没有技术把它变成材料。”白益民说，这些能够把稀土“点石成金”的材料技术，都是日本用几十年的实验研究积累出来的，制作这些搁在手机芯片内的纳米级材料，需要专门的机床设备，目前只有德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掌握。
　　学习日本，才能打败日本。赵晓在丰田工作的六年中，时常能听到日本汽车如何起步的种种故事，“一开始也是对欧美车模仿复制啊，但日本人工作态度认真，重质量和研发，最后占领了市场。”这些故事让他的日本同事很自豪。
　　在白益民看来，要拉动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材料升级，得有打仗般的勇气。“日本产品深入到我们的品牌背后，我们要想把它们打出去，靠什么？就要提高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四万亿不要扔到房子里面，四万亿要扔在装备制造上，搞装备制造就要无条件往里投入。”                                               

　　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完全走只是购买别国产品技术的道路，在精密器械、芯片这些高科技领域，一定要有全面的突破，“不然，一旦跟别国关系出现问题，就会面临着产品技术封锁。”
　　在赵晓眼里，1991年诞生于东北大学的东软集团就是中国企业的榜样。东软起家之初，曾为阿尔派“打工”，为其提供汽车音响和导航的产品支持与服务。经过20年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如今，东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离岸软件外包提供商。通过收购欧洲公司，给欧洲汽车公司提供导航系统，包括奔驰在欧洲生产的一款车的导航系统，都是东软提供的。
　　东软走的路，正是白益民反复强调打赢经济战争的“底牌”。而钓鱼岛争端引发的贸易战，是在给中国人提个醒，提醒我们要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用这些力量来震慑日本、震慑美国，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本文部分人名为化名)

shufeng123

好文章，我们要加油呀。

akara

学习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