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林彪研究的官冷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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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老一辈逐渐逝去，诸多恩怨情仇慢慢淡化，林彪的敏感度则不断降低。官方实际上以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求实惠，不讲形式”的态度，默许了对林彪的“民间平反”和官方非正式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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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31期总第416期　作者：段宇宏　原题为《大陆林彪研究的官冷民热》
中共“拨乱反正”以后，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完全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决定的状况。众多历史事件、人物得到重新梳理和评价，出现民间研究和官方研究齐头并进之局面。不过，文革诸多大案中，唯独林彪案未被平反，颇令人玩味。
林彪在官方党史中的评价，以1949年为分水岭，此前的事迹尚能客观描写，此后的表述，“野心家”、“反革命集团”是修饰林彪的常见政治词汇。
因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的定性，官方历史的表述很难越雷池一步，民间研究成果发表也深受影响。林彪在党史上是重点人物，也是难点人物，在民间研究中亦是热点人物，有关他的研究成果大多只能借助网络和海外媒体发表。
长期以来为林彪鸣冤之声从未断绝，早年是林豆豆和张宁，而今在民间党史研究中亦颇有声势。随着老一辈逐渐逝去，诸多恩怨情仇慢慢淡化，林彪的敏感度则不断降低。官方实际上以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求实惠，不讲形式”的态度，默许了对林彪的“民间平反”和官方非正式正名。
林彪形象“雨转阴”
中共早在1950年代便想将三大战役搬上屏幕，但限制于条件，直到1986年在胡耀邦等高层领导支持下，才下大决心拍成故事片。中央军委把这一任务交给八一电影制片厂，该厂成立了三大战役剧本创作组。
拍三大战役绕不开林彪，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是前线最重要的指挥者。创作组为如何描写林彪发愁。有人主张写林彪太麻烦，干脆不写;有人主张林彪绕不过，写成反面人物就是了。最终杨尚昆表态，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来不好，从头至尾都坏，东北战场毕竟是林彪打的。
得益于这个宽松之大环境，改革开放后，林彪首次以正面人物的形象登上荧屏。据说电影公映后在林彪故乡黄冈引起轰动，很多林的乡亲看得热泪盈眶。
“9·13”事件之后，毛泽东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林彪在各类党史军史中成为与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作对的“坏蛋”，文革后又变成“林彪反革命集团”首犯。提及十大元帅，常隐去林彪之名。
自《大决战》公映起，对1949年之前林彪事迹的叙述大为改观，可以客观书写，也可以略加拔高，但对林彪的总体定性变化不大。1980年代，大陆火车上的地摊文学作品中，对林彪一家私生活的诸多不堪描述流行一时，它们皆依据官方的揭发材料想象发挥写成。
近年来，官方对林彪之态度日趋客观。
2007年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林彪戎装照几十年来首次出现在军事博物馆。展览馆方面明确表示，“以后不再丑化林彪。”同年在京举办“林彪元帅百周年纪念会”，会上林豆豆似众星捧月，成为热门人物。黄冈的林彪故居成为旅游景点，其故居和山西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低调地树起了林彪铜像。这一切，如无官方默许不可想象。
官方态度之低调转变，有诸多因素推动：岁月泯掉恩仇，老一辈慢慢逝去，恩怨不断淡化，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与过去的政治斗争相隔甚远，更愿意用客观态度来看待党史上的失败人物，维护团结;林彪在党内军功卓著，并于党和军内有深厚人脉，所以有很多老部下愿为其奔走呼吁;另外，民间研究远比官方研究更热闹活跃，传统的出版方式虽有不便，互联网的普及无疑放大了民间研究的传播成果。
体制内外的合力推动，促使林彪逐渐脱敏。但历史决议对林的定性又成为一个难以越过的障碍，所以形成了民间热络，官方低调默许的局面。
谁在研究林彪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这些书是官方关于林彪案的主要出版物，对林的定性与决议精神吻合。
早期，主要是林豆豆四处为其父鸣冤呼吁，不同意官方的定性。林立果的未婚妻，即“选妃”故事中的女主角张宁在国内写作过《扭曲的虹》等回忆录谈及林家往事，张宁出国后又写作《尘劫》一书，与以往在大陆所述之事出入颇大，提出了很多不同于官方定性的观点。因“9·13”事件当晚，张宁本人在林彪、叶群、林立果身边，她的书曾使很多党史研究者眼前一亮，深受启发。
这十余年来，民间关涉林彪的重要作品几乎全在境外出版，或在互联网上发表。其中之水平良莠不齐，有些带有学术意味，有些具备史料价值，有些仅是野史趣闻。禁区过多，或出于文献档案开放力度太小等原因，大陆党史学界的主流学者反而甚少涉及林彪的专门研究。
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曾在林彪百年之际，全面梳理了2000年以来的林彪研究成果。据他介绍，2000年时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作者为肖思科和高德明，前者是军队作家，后者参加过空军“两案”审理，此书继承了官方的主要观点。高德明接着又在该社出版《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这是他1980年参与对空军“小舰队”成员审理过程中，个人趁机搜集的大量内部材料整理而成，这是他前一本书的姊妹篇。
2003年，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姊妹丛书，分别是张云生的《“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这是经过整理的张云生回忆录，另一本是张云生女儿张丛坤所写的《林彪秘书走出毛家湾之后》。张云生的港版著作其实是他早年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的扩充修改版。他女儿的书则通过很多一手素材，记述了林办秘书们在“9·13”事件后近四年的审查经过和日后的生活。
大陆出版过一些涉及林彪事件的作品，如王海的《我的战斗生涯》，王1980年曾任空军司令员。他在书中记述“9·13”事件数天后，他本人奉周恩来指示，牵头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研究的经过。
《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于2001年1月在大陆出版，作者为孙一先。据孙说，他1971年是驻蒙使馆二等秘书，他的书中有至今关于林彪坠机现场勘察的最详尽材料，附有坠机现场示意图，比王海的回忆详尽。
其他如《丁盛回忆录》(自印本)、《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亦有涉及林彪的内容，与官方的叙述颇有不同之处。丁盛在书中就否认广州南湖工程是为林彪所修，否认广州军区知道“林彪南逃”，王力的书中则对林彪多有批评。
近年研究林彪而声名鹊起的主要是舒云和丁凯文，明镜出版社则是这类作品出版的大户。2004年至2006年，明镜先后出版丁凯文的《重审林彪罪案》，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丁凯文和舒云，尤其是舒云，几乎成了林彪研究的专业户。舒云于2007年接着通过明镜发行了《林彪画传》，2009年与李德合编《林彪日记》(实际上是林彪年谱)，亦由明镜出版社发行。《林彪日记》1227页，约120余万字，作者历时20多年时间完成。
舒云出身于军旅，为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从事传记文学写作，曾著有《罗瑞卿大将》、《百战将星杨勇》、《开国纪事》等十几本书。但她更为人所关注则是20余年来从事林彪和“9·13”事件研究。因为她的这个名头，香港某出版社曾盗用其版权，把她的作品换了作者名，更名为《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出版。
舒云曾于1987年进入聂荣臻元帅传记写作组工作，给组长魏巍当秘书，负责撰写建国初期和文革两章节，需要采访聂荣臻等大量老同志。这期间，她听到很多老同志有异议，认为不能那样写林彪，遂从此对研究林彪产生兴趣，走上专门研究林彪这条路。
她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直接采访对象就达上百人，包括林彪家属、后勤和技术人员，采访记录中各人的说法纵有抵触，也照列出来。
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于2007年底在明镜出版，收录了余汝信、蒋健、迟泽厚、舒云等十余位民间研究者的文章。于当年去世的王年一为该书作序，王曾任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授，发表过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几十篇，著有《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主编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9·13”事件仍是该书重点，舒云在其中著有一篇长文《为林彪元帅辩护》，特别对林彪1949年以后被加诸于头上的各种“罪名”进行辩析、批驳。林彪研究的疑难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彪有诸多评述：
“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
决议成为为林彪平反最难逾越的障碍，决议很明显把文革的主要过错推到了“四人帮”和林彪身上，林彪的名字稳居江青之前。据舒云《为林彪元帅辩护》中所述，“四人帮”倒台后，胡耀邦、陶铸夫人等人曾向邓建议给“9·13”事件平反，但邓小平拒绝翻案。
关于林彪，最大的难点一是如何定性，二是对文革期间诸多细节的考证，近年民间主力研究者的看法均与官方历史叙述相左。中共九大报告起草之争问题、第一号号令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9·13”事件……这些均为关涉林彪定性的重大事件，其中既牵涉价值判断，又涉及事实考证。有些问题在民间研究中逐步达成共识，有些问题尚疑云重重，争议激烈。
设国家主席问题民间并不陌生，官方叙述中，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是其有“狼子野心”的重要罪行之一。经过民间学人们的考证，对这个问题已有共识，即认为国家主席一职自刘少奇被打倒后长期空悬，对外交往十分不便，应设国家主席，而且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个人意见，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亦不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民间研究成果还认为，林彪其实打心里并不赞同毛泽东长期无休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报告起草中，他与陈伯达对发展生产力有着共同看法，并且打压狂热赞同阶级斗争的张春桥，这是引发九大报告之争的原因。他们的研究还显示，林彪也没有长期精心酝酿的军事政变阴谋。
林立果搞《“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否为林彪指使，他是否知情，知情到何种程度;林彪出逃是自愿还是被挟持，原来是北行还是南飞，在飞行中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坠毁，这一类细节因披露的史料不充分，或因口述史等自相矛盾，仍存疑点与争议，有待进一步探索。
但毫无疑问，随着党史研究的民间化趋势，已从官方意识形态剥离出一个林彪研究的“民间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