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者：是领导干部，还是你们自己？——驳北大光华教授张维迎的高谈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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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者：是领导干部，还是你们自己？——驳北大光华教授张维迎的高谈阔论

作者：李傲



2006年2月25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上，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坐到一起反思改革。杨帆教授一席“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的话语让很多与会者感激涕零，而张维迎教授却抛出怪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尽管遭到众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张维迎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勇气，着实值得赞赏；如此全心全意为领导干部谋福利，也是精神可嘉啊！我们忍不住要问张教授一句了：您在说出上面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国上千万的下岗工人、上亿的贫困农民？



而张教授对自己的言论是怎样解释的呢？

——“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言下之意，君之所言，必为真理；我们对阁下的话稍有异议，想深入探讨一番，就成了对科学的不尊重！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逻辑！

——“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蛋糕容易做大，就是不知道这补偿什么时候会兑现，又会补偿给谁？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工人、农民既然是利益受损最少的，恐怕也就无法指望有多少补偿了吧！



对于这种种论调，我们在感到荒唐怪诞的同时，不禁想请专门与伪科学做斗争的何祚庥院士来辨别一下，张维迎的这些理论属不属于伪科学的范畴呢？



作为学者，最大的优势当然就是自身所掌握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如此说来，张维迎是绝对配得上学者称号了：他已经将“理论”的工具玩转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以“理性”为旗帜，以感觉不能代替事实、直觉不能代替逻辑推理为由，指出大众的种种激愤之词“都是错误的”，是“发泄情绪”；要用科学论证来说话，否则就是“多数人的暴政”。然后就是各种经济理论，如十八般兵器轮番出场，什么罗尔斯正义论，博弈论，帕累托改进，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还要引用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的言论或者成果。跟普通大众摆弄这些高深的东西，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当然绕来绕去都是你有理了。（这是不是有点蔑视人民大众的嫌疑？）张教授还在文中郑重指出，“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要具有“学者独立性”，俨然一副无畏勇士的姿态。不过他敢于公然站在大众对立面，绞尽脑汁来论证所谓的“理性”改革，也的确需要不小的勇气阿！



翻开3月27日的《经济观察报》，在第33版的“观察家”栏目，我们看到了一篇名为《是“主流”还是“异端”——张维迎与中国改革之流变》的文章，文章从中国改革的变迁说起，然后详细介绍了张维迎先生的奋斗经历，从自小出生贫寒家庭，到进入国家体改委，到后来留学英伦，再到今天的崇高地位，看罢令人回肠荡气。张教授在学术上也有骄人的成绩，如上世纪80年代末，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学者。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我们禁不住要感叹一番：不愧是声名赫赫的大学者，张教授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确是做出了丰功伟绩！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功臣，现在却受到民众的大片质疑和指责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维迎及其所属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陷入了这样尴尬的境地？



众所周知，自2001年起我国证券市场开始引进独立董事制度。此后几年，专家学者担任上市公司独董就成了潮流，而与经济界、企业界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学家也成为独立董事人员的首选。如张维迎先生就曾经担任过亚信科技、国旅联合、天津家世界等公司集团独立董事，其他经济学家身后，也都如糖葫芦一般挂着一长串公司名字。独立董事的年薪相当可观，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如果同时兼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更是数额不菲。相对于中国居民的一般年收入水平来说，这样的薪酬是有着足够吸引力的，也就难怪我们的经济学家欣然受命了。但让人不解的是，经济学家们所擅长的是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参与企业微观管理似乎并不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而且仅凭每年参加几次会议，又能给企业带来什么贡献？可为什么各家公司仍然心甘情愿地掏这笔钱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企业为了获得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环境，往往会有某些特殊的政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像张维迎这种对政策影响力很大的知名经济学家就顺理成章变成了政策游说的重要棋子。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果：经济学家作为独立董事，其主要职责不是为企业经营管理出谋划策，而是利用自己的学识和影响力，发表种种有利于东家的言论，制造出东家们想要的舆论环境。




当经济学家与形形色色的企业集团结为盟友时，还如何指望他们能够针对国家的经济形势，客观公正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他们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社会公信力，还如何保证？



如此也就罢了，毕竟还符合互惠互利的往来原则，对我们的经济学家来说，也算是尽了投桃报李之举。但如果连自己的立场也不能保持，敢做不敢当，那就不仅是学术问题，人品也值得怀疑了。在著名的“郎顾之争”中，曾是一名“铁杆挺顾派”的张维迎，在顾雏军倒下之后，随便丢出一句“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就置身事外了。如此明哲保身、前后矛盾，哪里像是大学者所为？就好比明星在代言某产品之后，爆出该产品假冒伪劣，面对公众质问，连连声称自己无辜、不知情。



这就是堂堂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此传道授业，不知要培养出多少效法者。这就是我们所尊称的经济学家，学之成大家者，满腹之经纶，难道就是用来为利益集团代言的吗？这就是留学英伦的大学者，西方的敢言、自由是学会了，怎么就没有熏陶出一点绅士风度呢？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言多必失，你个人失掉多少没有关系，就怕君之一言，失掉的还是我们工人的工作，农民的土地啊！



察看张维迎的诸般言行，PME认为，你就是一个真空人物，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也没有丰富的个人实践，只是抱着从西方搬来的一套理论、骑在人民大众的头上高谈阔论！ 你既然自小贫寒，那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教育、培养，你拿出了什么行为来回报呢？我们PME认为，你应该好好看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改掉夸夸其谈的作风、改掉蔑视人民的恶习。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张维迎现象不仅关乎其自身，也透射出现今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群体生态。他们几乎都是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有着深厚的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经济学家，在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目前，在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还不高、利益诉求也不够畅通的情况下，大众对于这些顶层知识分子有着很高的期望，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能够对舆论起到很大的导向作用。又因为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使得他们成为了利益角逐各方竞相争取的话语力量。而在此过程中，如何保持独立、公正的态度，就成了最为关键的问题。



PME怀着一颗正义之心，向尊敬的经济学家们呼吁：请慎用你们手中的话语权！你们是国家的智囊，是社会的引路人。你们说错话，受损害的可能只是个人的声誉；可如果因此而导致政策错误，受损害的就是整个国家和人民啊！因此，在你们说出每一句话之前，都请想一想：你们的言论对人民大众、对国家和社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古人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在某些经济学家这里，却成了“主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这个“主”，就是他们所侍奉的主人，他们所为之代言的利益集团。张维迎在他的“改革利益受损论”里面，把领导干部推到了既得利益的风口浪尖。而PME要说，你们这些冠冕堂皇的经济学家们，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