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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3月13日消息,国外媒体近日刊载文章称,科技行业已经以磅礴之势强势回归;与十多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硅谷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就业岗位,在这里创造的财富再一次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是,在超级富豪们变得更富的同时,创下历史纪录的硅谷居民则正在滑入贫困境地。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在某个早上,股票市场大幅上扬,触及历史高点;而与此同时,一场寒流袭击了硅谷。温迪·卡尔(Wendy Carle)把头伸出被其称之为“家”的帐篷,发现城市工人用胶带在薄薄的、随风飘动的帐篷“墙壁”上贴了一份驱逐通知。
“我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她说道,用力扯了下她的黑色运动衫,棕色的卷发在风中飘扬。她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高科技办公楼群,这些楼群矗立在跟她的帐篷只着几个街区的地方,大厦的窗户闪亮着星星点灯般的光。然后她摇了摇头。“你知道谷歌的股价在今天早上达到了每股840美元吗?”她问道。“我刚刚在收音机上听到了。”
卡尔不愿透露年龄,她以前曾是一名公寓管理员。而在今天,由于背部和关节都有问题的关系,她只能靠每个月来自于社会补助保障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项目的826美元收入为生。
科技行业已经以磅礴之势强势回归;与十多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硅谷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就业岗位。股票市场正在上扬,财富再一次呈现出上升趋势。
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令人沮丧的纪录也是在今年创下的:食品券(Food Stamp)项目的参与者人数触及10年高点,无家可归者比两年以前增加了20%,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硅谷居民中,西班牙裔美国人所占比例为四分之一左右)的平均收入再创新低,仅为每年1.9万美元左右——据非营利组织合资企业硅谷网络(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Network)和慈善机构硅谷社区基金(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发布的年度《硅谷指数》(Silicon Valley Index)报告显示,这意味着过去五年时间里硅谷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收入下滑了14%。
简而言之,在超级富豪们变得更富的同时,创下历史纪录的硅谷居民则正在滑入贫困境地。
“在硅谷复兴领导下的国家经济复苏进程——这种复苏是以企业利润和创下历史纪录的股票价格为衡量标准的——硅谷内部却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大多数人都在变得更加贫穷。”辛迪·查韦斯(Cindy Chavez)说道,她是圣何塞非营利机构Working Partnerships USA的执行理事,这个机构的宗旨是倡导压低房价、调高最低工资以及向更多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等。
这个杂草蔓生、垃圾遍地都是的微缩型城市的面积仅有28英亩(约合11.33万平方米),而在这里差距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在圣何塞附近的国际机场,喷气式飞机轰鸣着穿梭来去,在地面上投射下巨大的阴影。住在当地的居民说道,航班的次数实在是过于紧密,以至于他们根本就“无处藏身”。
“这是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地方。”38岁的克里斯蒂娜·厄本尼奇(Kristina Erbenich)说道,她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囊,正在跨上自己的自行车。厄本尼奇原本是一名大厨,她说自己在酒店房间里已经耗尽了1.4万美元的积蓄。“如果这里的所有人都那么富有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做些事情来帮助我们呢?”
无独有偶,United Way Silicon Valley首席执行官卡罗尔·利·赫顿(Carole Leigh Hutton)也想知道同样的事情。
“在一个如此富庶的地方,却有如此多的人那么贫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打破这个怪圈?从硅谷中所聚集的脑力资源来看,我们应该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才对。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集体意愿。”
导致硅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件事情,那就是极其高昂的生活成本。这里的平均房价为55万美元,一套两居室公寓的月租接近2000美元,而这种公寓是Facebook、苹果、惠普和谷歌等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许多员工的居所。据非营利组织“社区经济发展透视中心”(Insight Center for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发布的数据显示,对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每年用于房租、饮食、儿童保育和交通等基本需求的费用就接近9万美元。
“事实是,我们现在的经济仅有利于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劳伦斯·米歇尔(Lawrence Mishel)说道。“除非我们能对经济政策采用一种的新的方法,否则就还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也就是意味着经济增长并不能让这国家中的大多数人从中受益。”
米歇尔指出,从全美范围来看,联邦最低工资下降是导致收入不平等性扩大的主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周一开始最低时薪将从8美元增加至10美元,这是去年秋天选民投票通过的、美国历史上幅度最大的最低工资调高举措。对于成千上万的支薪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在去年硅谷地区高薪人士的收入增长中则仅占极小一部分。
在《福布斯》本周发布的全球亿万富翁年度榜单上,硅谷顶级科技行业领袖的排名有所上升:甲骨文首席执行官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的净财富为430亿美元,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的净财富分别为230亿美元左右,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净财富预计为133亿美元,而已故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遗孀劳伦斯·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的净财富预计为107亿美元。
“这些财富的数字令人惊愕,绝对能让人目瞪口呆。”旧金山奢侈品营销协会(Luxury Marketing Council)的负责人埃尔夫·努西法拉(Alf Nucifora)说道。
据专门追踪超级富豪的机构WealthX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所有超级富豪(定义是净财富超过3000万美元的富豪)中,有五分之一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是硅谷“财富创造群”所带来的效果。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骄傲地宣称,这所大学有1173名校友的净财富超过了3000万美元——在美国各所大学中,仅有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能超过这一数字。
“硅谷是一个由 人力资本、风险资本、风险和教育基础设施构成的生态系统。”WealthX总裁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说道。“所有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组成了这种令人感到光荣的繁荣。”但与此同时,硅谷中的许多居民发现,现在想要在这个地区生活下去变得日益艰难,哪怕是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也是如此。
在大萧条时期以前,在依靠食品券生活的人中,大约有10%至少拥有一定的大学教育程度;而时至今日,有四分之一靠食品券生活的人都上过大学。据《硅谷指数》报告显示,去年硅谷中年收入不足3.5万美元的家庭在所有家庭中所占比例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至20%。
“有些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坐在他们的日光浴室中,看着我在他们的花园里工作,而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谢莉·伯罕(Sherri Bohan)说道,她是一名拥有相关证书的园艺家,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一直都运营着一家风景园林公司。她是一名单身母亲,独自一人抚育了两个儿子。现在她已经退休,而且失去了工作能力,只能每周到当地的食物银行去领取一袋免费的生活用品。她说道,如果没有这些免费的食物,那么她就要挨饿了。
硅谷的富豪们确实会捐献一些财物,而且数额经常都很庞大,但这些捐献的财物大部分都并非针对硅谷地区的。扎克伯格在2010年曾向新泽西州港口城市纽瓦克(Newark)的公立学校捐献1亿美元,去年还向硅谷社区基金捐献了5亿美元,这笔资金的用途尚未指定。据谷歌基金(Google Foundat)的税务报表显示,该基金在2011年捐献了大约1100万美元资金,大部分都捐给了全球环境和健康项目。
“许多人都会来到这里工作,但他们并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是怎样的。”索布拉托家庭基金(Sobrato Family Foundation)的丽萨·索布拉托·桑思妮(Lisa Sobrato Sonsini)说道,这个基金是硅谷本地慈善机构中最大的单一捐献者。“公司们都很慷慨,但它们没有看到就在自己眼前的需求,而是想要把钱送到别的地方去。”
高科技商务分析师菲利斯·基泽尔(Phyllis Kizer)说道,她所在社区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令她感到不安。“看看我自己吧,我的收入很不错,不会抱怨什么。”基泽尔说道。她每周都会到一所低收入学校去一次,在那里帮助孩子们学习阅读。“我喜欢书,也喜欢教育。”她说道。“我希望能把这些东西传递给孩子们。有些孩子真的大有前途,但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硅谷的贫富差距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