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主导才是4G发展根本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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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出席两会的联通董事长常小兵突然表示，希望政府尽快发放4G牌照，使得政策明朗。而在此之前，常小兵对于联通上马4G的态度一直都非常谨慎，曾经多次表示不着急。
那么，又是什么让常小兵开始着急了呢？恐怕还是中国移动在4G上的提速。如果说2012年中国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天津、成都等16个城市建设的TD-LTE网络还可以称作“试验网”的话，2013年中国移动在国内100个城市的网络建设和放号恐怕已经具备了“试商用”的性质。
也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4G牌照，但是政府扶植TD-LTE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去年10月工信部专门给TD-LTE辟出了190MHz的频段资源，加上此前已经分配的100MHz，TD-LTE一共拿到了290MHz的频段资源，而组一张TD-LTE网只需要120MHz的频段资源。另一方面，既然工信部还没发4G牌照，按道理中国移动不应该建设规模如此庞大的TD-LTE“试验网”，而移动不仅大张旗鼓地建了，也没看到工信部的任何官员表示异议。
中国移动又为什么着急上4G呢？还不是因为拿到的3G不给力！2009年年初，工信部在发放3G牌照的时候，硬是将产业链非常不成熟的TD-SCDMA牌照塞给了中国移动，这也使得中国移动在最近几年的竞争中步步被动：2G时代，中国移动的市场占有率高达2/3以上，ARPU远远高于另外两家运营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而在3G的战场上，中国移动勉强守住了1/3的份额，即使是这1/3的用户，很多也不过是拿着3G的手机，干着2G的活，其ARPU远远低于联通和电信。因此，中国移动迫切地希望通过4G挽回颓势。
从上面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看到电信市场的问题：作为央企的三家运营商并不能自主选择符合自己发展的技术标准，也不能雇佣合格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运营商说分就分了，说合就合了，高层说轮岗就轮岗了，甚至还能到竞争对手那里任职，像前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上任之前的身份是中国联通的董事长……
再往深层次说，问题的根子出在了政府身上。一些政府高官既不了解电信行业的发展规律，还要自以为是，结果经常做出各种啼笑皆非的决策。例如，当年在联通已经开始做GSM并小有规模的时候，为了应付美国人，又强行让联通上马CDMA，结果造成了“左右手互博”的尴尬境地。
当年3G牌照的发放也是一个明显的败招。在某些利益集团的大力忽悠之下，TD-SCDMA被包装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其实，这个标准最早起源于西门子公司，基础技术也是基于CDMA，大唐、中兴和华为等中国厂商在其中到底有多大的主导权，其实也是说不太清楚的事情。
退一步说，即使TD-SCDMA技术标准完全由中国厂商主导，但又无法尽快商用，这个标准也会加速贬值。政府高官只看到了狭隘的自主知识产权，看到了国产电信设备商的利益，却看不到技术标准要商用才有价值的事实，看不到也需要保护规模更大的运营商和服务商利益这个事实。因此，最后变成了由于TD-SCDMA技术始终成熟不了，所以不能发放3G牌照，而不发3G牌照，整个产业链就此陷入了僵局的困境。
2009年，当中国的3G牌照终于落地的时候，欧美国家的3G已经运营了将近1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电信基础设施的完善，客观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大发展。在美国，iPhone的大热就是因为3G运营商AT&T大胆推出无限量3G流量套餐，拉动了电信运营、电信设备、手机终端、移动互联网服务等产业链的大发展，促进了美国移动互联网的繁荣，从而让美国从欧洲手中夺回了领导权。可是，美国掌握了3G技术标准了吗？要知道，美国应用最广泛的3G技术标准（WCDMA）是爱立信等欧洲厂商提出并主导的。
有关部门似乎汲取了当年3G牌照发晚了的教训，有意识地鼓励中国移动搞TD-LTE大规模“试商用”，从而拉动TD-LTE产业链尽快成熟。不过，这种带着明显“人治”痕迹的决策并不能够给市场稳定的预期，也未必真能促进TD-LTE产业链的成熟。


其实，有关部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立即发放4G牌照，具体的技术标准由运营商自己选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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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冀勇庆曾任《IT经理世界》主笔，网易科技名博，长期关注IT和通信行业动向，著有《华为的世界》、《狼战》。现为网易科技专栏之“诊断IT企业”专栏独家供稿，与大家分享他眼中的各个IT企业，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到所关注企业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