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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 全国哪两个省没有表态?
核心提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在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本文摘自:《检察风云》2008年23期,作者:何立波,原题:《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谭震林》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愉快而认真地做好自己所分担的工作。在1977年11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敢于直言的谭震林一鸣惊人,在发言中大胆地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在粹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年,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他针对“两个凡是”,向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非常赞赏。他叫来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5月18日,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找熊复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熊复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告诉他:《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熊复上任后,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所发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引起了社内外群众的议论和不满。有人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在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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