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地位低攀权贵致富 被先用后弃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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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商人地位低攀权贵致富 被先用后弃伤不起


　　商人，伤不起
　　钱经杂志    策划/本刊编辑孙磊
　　文/本刊记者 张蓓 郭建杭 张登辉 图/getty
　　千百年来，国人对商人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财富的追求一直未停止过，商人拥有诱人的魅力；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谈论始终上不得台面，读书人认为金钱充满着“铜臭味”。
　　商人也不容易，积累期的辛苦自然不提，就是富有后也未必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拥有巨额财富并不能享受与其财富等值的风光。
　　在汉代，“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自《史记》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商人的完整记录，妓女在史书上出现的次数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盐业、边贸和金融
　　业，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但在536卷的《清史稿》中仅记载一个晋商而已。
　　商人的原罪：妖邪之气与“渡口”模式
　　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商人被认为背负着原罪。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对商人的歧视也是很直接的。孟子就直指商人为“贱大夫”，“原本市场很平和，东西很便宜，有了商人买贱卖贵后，物价被抬高，私肥了伤人自己，公害了天下百姓”。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会经常说到一个词语——“奸商”。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使面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让商人阶层即使诚信经营，也会被带上有色眼镜看待。
　　在如此文化的氛围中，商人的财富经常不被统治阶级认可，民间资本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这种矛盾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着，时而尖锐，时而缓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还会被社会看不起，也是到2004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才写入宪法。
　　历史上很多时期，国家政权和国有资本集团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为了保护对财富的垄断和支配，抑制民间资本做大。在政府垄断领域内，则是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
　　如此环境之下，古代的商人要想富起来，除了勤劳和好运气外，多数都躲不了攀上官界权贵。天性趋利的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个畸形的官商经济。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了官商模式中最为常见的“渡口”模式：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先用后弃：商人阶层的跌宕之旅
　　虽然看不起商人，但是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商人，乃至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几乎全是商人阶层极度繁荣的时刻。如此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对于商人的策略经常是“先用之，后弃之”。于是，商人阶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用”和“弃”之间跌宕。
　　历史上同样辉煌的汉朝和唐朝，对于商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汉初，统治者对商人实施蔑视和压抑的政策。汉高祖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到关中，便于监管。此外还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征以重税。惠帝时规定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要交两份。不仅如此，汉初的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及其子孙从政的路径。
　　但政府在微观层面上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开放关津，并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直接导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商业的繁荣。但到了后来的汉武帝，一纸“算缗令”导致了另外一番景象。算缗是指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算缗令执行三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唐代则几乎是商人的天堂。
　　唐朝开国后便停止了商税的课征，把盐、铁、酒等产业全数交予民众自主经营，“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唐太宗还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让货物自由交易。因此商业随即繁荣起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其实，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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