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守财奴家庭：靠省钱凭工资买下4套房2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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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守财奴家庭：靠省钱凭工资买下4套房2辆车2013年02月21日 13:12  人民网  我有话说(764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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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民生周刊封面截图。

　　现代版“葛朗台”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
　　□ 本刊记者 张子琦
　　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特小说《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这位世界著名的“吝啬鬼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半夜里把自己一人关在密室，“爱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在送给为自己工作20年的仆人一块旧手表时，“好象做了一件要他的命、喝他的血、抽他的筋的决定。”
　　艺术源自生活，古往今来，在我们身边，都不乏带有“葛朗台”特质的人。
　　郭葛朗台
　　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郭振兴，被家人“亲切地”称呼了20多年“郭葛朗台”。
　　“叫就叫嘛，还是个洋名。”年轻时，对这个有些挖苦意味的外号，老郭没少和老婆生气斗嘴，但如今，这个外号让老郭十分自得，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节俭，我才给儿子在北京城里买上了房子。”
　　“别看我们夫妻俩一辈子只赚死工资，现在却在房山有3套房、2辆车。除此之外，还能给儿子在城里的房子付首付，靠的是什么？就是省！”
　　郭振兴是北京市农商行房山支行的一名普通员工，妻子老张在镇政府工作。虽然老郭总对儿子说，“比起还在农村种地的发小、邻居，咱家这日子过得就算可以了。”但他深知，如果走出房山这个圈儿，自己确实没有吹牛的资本。
　　老郭的儿子郭伟清楚记得，一次回家吃饭，老爸买菜去了一个钟头，外面还下起了毛毛细雨。正当家人为他担心的时候，老郭拎着一大袋子菜回来了。“足足5斤菜，才4块钱，又便宜又新鲜。我跟人老农砍了半天硬杀不下价来，幸亏后来下雨了，哈哈！”
　　老郭的单位每年都会发工作服，几年下来，夏装、秋装共攒了8套。郭伟的妻子发现，每次见到公公，他都是一水的白衬衫、西服裤子。见儿媳妇不解，老郭的爱人发话了：“别说我不给他买新衣服，你问问，他穿吗？连单位发的白衬衫他都舍不得穿新的，现在柜子里还有6套没拆封的呢。”
　　两张存折
　　“算是跟钱打了一辈子交道。”郭振兴坦言，每天面对银行里种类繁多的理财产品，自己却从没动过买基金、股票的心思。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只有这些是最保险的。”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而老郭大部分的工资都在这张死期存折里。
　　每个月看着这张死期存折的数字往上涨，似乎是老郭最满足的时候。他不抽烟、不打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天带着小狗“笨笨”出去溜一圈。
　　老郭的“关键时刻”在这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来临了。2006年，妻子老张看中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一套楼房。“用存折换房子”，老郭心里不愿意。
　　“当时我单位差不多所有同事都在镇政府附近买了楼，唯独我们家还住在河北省边上。”老张这次没再听郭葛朗台的，她本能地意识到，如果再不出手，将来这房可能就买不起了。经过“激烈的家庭斗争”，老郭最终交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
　　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钱只剩下小数点后两位，老郭的情绪低落了整整一年。一年后，房价开始飙升，老郭的心情也跟着“飙升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不如把钱变成房子来得‘利息’高。”
　　自此，老郭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买房。老郭追求的方式很简单，把工资存进死期存折，攒到一定程度，就用来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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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守财奴家庭：靠省钱凭工资买下4套房2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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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的流水账

　　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萍曾算过一笔账：“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 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 个城市的成本。”

　　这样的数字也时常蹦出李眉的脑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博士，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她对数字非常敏感。这一优点遗传自母亲。

　　自从2006年在北京海淀区清河附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李眉便将孀居的母亲接来同住，帮忙打点家务。母亲有两个账本，一本放在写字台抽屉里，一本记在心上。

　　谈起30多年前的消费情况，李眉母亲搬出了心中的账本：“那时候物价便宜啊，肉才一块多一斤，米才两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钱，光一家四口吃饭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资，除去人情往来、两个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那会儿存不住钱，大家都穷，有点余钱早被亲戚朋友借走了，哪里还用去银行？”

　　李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记忆中过得最丰盛的春节是在1987年。当时夫妻二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00多元，那次过年不仅购买了酒、肉、鱼、面等各种必备食品，一家四口还做了新衣裳，给两个女儿买了鞭炮、发了红包。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1988年，吃饭、穿衣、孩子的学费基本占了每月开销的绝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从单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小县城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一座两层小洋楼。

　　“买地皮和办手续花了6000多元，各种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钱，大概用了一万多元吧。那时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没怎么装修，还债还了两年，哪像现在啊，一辈子就供个房子。”

　　老太太一边叹息，一边翻开了抽屉里的账本。这个账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学的第三年。当时李眉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已有5000多元。在 2002年4月3日的开支明细中这样写道：“给两个女儿汇款800元，花生油62元，缴纳电话费42.7元，买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计 969.2元。”

　　老人说，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每年过年的花费几乎涨了10倍，但工资的涨幅却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就像龟兔赛跑，工资哪有房价跑得快啊。”

　　“对于我们那一代，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开销，可是现在不行了，供房、供车、培养孩子、老人看病……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手头没有点存款，连病都生不起。”老人翻着这十年的账本，感慨良多。

　　“花钱有理，省钱无罪”

　　2006年，李眉结婚一年后决定在北京买房。得知这一消息，李眉的母亲拿出老伴生前几乎所有的积蓄，给女儿付了首付。

　　尽管从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却并不后悔，她甚至有些庆幸――幸亏买得早，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房价就开始飞涨。“清河的房价现在已涨至2万多元每平米，我们买的时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吓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眉不愿回老家过年了。“婆婆打电话来总是哭穷。一次说要翻修老家的猪圈，需要两万元，老公背着我偷偷寄了3万块钱回去，我知 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尽管事后李眉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但她依然觉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么？银行卡里没有余钱，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2009年儿子出生后，李眉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并于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释说，“学历史工作不好找，读完三年博士，也许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这一举动虽然获得了丈夫的认可，却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满。

　　面对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李眉没有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钱袋子”捂得更紧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此精 打细算是不是太过俗气。但在她看来，“花钱有理，省钱无罪”，生活是需要细水长流的，不是一场电影《泰囧》，看过、笑过也就散了。

　　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不肯点两茎灯草的故事人人皆知。这个不惜采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的“守财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 旧参不透什么是生命中必须的，什么是附加的。李眉觉得自己也有点自虐，“结婚后我没有做过一次头发，没去过一次美容院，你信么？”

　　“每月4000多元的房贷，20年还清，我女婿一个月工资12000元，房贷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钱还要吃饭、穿衣、养孩子，可不敢乱花。”母亲算得十分清楚，对于博士期间每月只有1100元生活补助的李眉来说，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亲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养老似乎不成问题，但她的公公婆婆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正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动的消费

　　李眉的母亲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虽已退休，却是耳聪目明，对时事十分关心。“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些新闻联播里经常出现的语句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说了有十来年了吧，现在还一直在强调。”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家政策开始有意识地拉动内需，将家电产业培育为第一个消费热点。当时，电视机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带动家电消费市场的主力。

　　然而，专家渐渐发现，家电并没有使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继续膨胀下去，国民储蓄的热情反而愈加强烈。

　　与储蓄率上升相对的，是最终消费率的连年下降。经济学家郑新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再提高10个百分点，仍低于30年前国内的消费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真的成了“守财奴”么？究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还是迫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房子车子孩子”的现实压力呢？

　　云南籍北漂女孩杨畅怡说，“哪天一旦失业，如果没有存款，我在北京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住。”

　　身为国内某知名搜索网站的一名网页设计师，杨畅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万元之间。在她看来，这个收入只够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还远到不了肆意消费的程度。

　　“尤其是买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杨畅怡坦言，“远在乡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130万元。如果还要海外留学，没有200万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杨畅怡感慨。

　　李眉也认为，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只能为中国人的“不敢花钱”做出牵强的解释。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结构决定我国正进入一个储蓄的高峰阶段。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高额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数老百姓都在进行一种预期性的储蓄，这与人们的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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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钱买房

　　在奉行节俭的日子里，老郭逐渐成为同事和朋友羡慕的对象。如今，算上城里给儿子买的那套房，老郭已经是4套房子的主人了。看着原来大吃大喝活得甚是潇洒的同学如今为儿子结婚买房发愁，老郭就总要对儿子、儿媳讲讲自己的生存之道。

　　可即便如此，老郭也没敢奢求在北京城三环以内买房子，“不敢想，我再从牙缝里省钱，也不可能省出200万块钱来。”

　　在老郭那一代人眼里，借钱买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村里和老爷子分家那一天起，我就没管人张口要过一分钱。我这代人都有这个思想，即便买房，也最好不拉饥荒，而且还要剩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即便在银行工作的他帮很多人办理过贷款业务，但“借钱”这两个字也从未出现在老郭的人生字典中。

　　2012年末，老郭的这一守财“规矩”再一次被打破。“儿子在四环边上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总价180万，这回我是真没钱了。本想着给儿子操办完婚事，我们老两口拿着50万存款游山玩水，可看着辛苦攒钱的儿子和飞涨的房价，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贷款就贷款吧。”

　　于是，老郭再次清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50万，又变成了小数点的后两位。”在经历了最初的失落之后，拿到房屋钥匙的一刹那，老郭终于释然了，“和当年买第一套房子的感觉一样。”

　　如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的郭振兴开始了新一轮攒钱计划，“最终目标(给儿子买婚房)完成了，动力小了不少，但还是得攒点钱，万一生病怎么办，总不能给儿女增加负担。”

　　然而，深谋远虑的郭振兴还是“小小挥霍”了一笔，“我前天给老婆买了一件衣服。”正说着，一直在旁边忙东忙西的老张把话接了过来，“嗯，15块钱呢。”

　　“不在贵贱，质量好就行呗。”郭振兴赶紧反驳道。

　　中国式“守财”

　　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本刊记者 邓凌原 熊帅

　　掐指一算，李眉已经有5个年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5年，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所谓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东，而是丈夫的家乡――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村庄。

　　“不是不想回去，实在是回去一趟开销太大。来回车票、各处送礼、请客、压岁钱，加上给父母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孩子还小，南方没有暖气，万一冻病了，又是一笔开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李眉成了“恐归族”。在农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许有点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宁可被误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我老公经常笑我是‘守财奴’，难道我真成‘守财奴’了吗？”李眉笑了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的不只是李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2012年的调查中，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 在未来一年增加家庭消费，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一比例较2011年同期调查的数据(52.4%)有进一步提升。

　　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普通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人人甘当起“守财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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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吧，开玩笑而已，还当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