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为何提出“扶清灭洋” 方便“发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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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为何提出“扶清灭洋” 方便“发洋财”

核心提示：“鄙俗的贪欲”就是对义和团“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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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之第一章节  作者：侯宜杰  原载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我在拙著《“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的前言中写道：“过去我对义和团从未做过研究，在论著中涉及这个问题时，总是人云亦云，不作他想。”这里所说“人云亦云”，表明我过去亦曾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前几年考察了相关的资料和论著后，我的观点随之改变。
表面看来，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确实充满了反帝爱国精神。但判断口号的真假，不是看其说得如何动听，主要是看其实际行为。在中日战争和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时，见不到他们抵抗列强武装侵略的影子；在八国联军之役之前，他们也从未将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列强，例如把列强的势力从割让的领土上、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中驱逐出去。其所从事的贯彻始终的“灭洋”活动并非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打洋教。
义和团如何打洋教？有关记载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仅举几例。
1899年11月至12月，团民抢劫勒索山东长清县教民40余家，平民十几家。其中勒索教民赵蓝田、郝丙义两家京钱40吊，徐长明、李达两家银40两，宋彦臣家京钱20千，王鸿庆等6家银83两、京钱41千，王京坤等6家京钱120千，李秉贵等3家京钱120千，马存盛家银80两，曹文霞家京钱25千。抢劫教民郑继先等3家钱文、衣物，牵去牛马，砸毁器具，烧毁郑继堂家草房3间；朱宴阶、朱永玉两家粗重器具；李公堂家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烧毁房屋10间，掳去其父与弟，用京钱20千赎回；丑玉福、丑学礼两家粮食、衣被，牵去驴头，并将丑玉福掳去；陈大礼等7家粮粒、衣物、器具，烧毁房屋4间；李王氏家衣服、粮粒；李玉安家衣服、耕牛，用银赎回。抢勒陶李氏等家。抢掠平民郑继清等4家粮食、衣物；孔兆凤、孔兆吉、关禄兴、魏贞银、房庆台5家钱文、衣物，砸毁器具，并将关禄兴之弟捆缚，逼去银两，牵走魏贞银骡驴；刘存榜家车辆、衣物、器具，掳去其弟，勒令用银200两赎回，殴伤工人张希苓等。勒索张立伦家银80两。抢勒马庆荣等家。1900年，团民声称赵蓝田、赵希功曾习洋教，将2人杀死。声称平民曹文贵习洋教，劫去其家衣物、钱文，房屋烧毁，并将其绑架，勒令用钱赎回。抢劫平民金云凤家。《长清县志》记载说：“拳匪四起，倡言保清灭洋，横行劫掠，架户勒赎，河西被害者不计其数。”
直隶一些地方，“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所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青县团首王之臣率万余团民进入沧州，“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
北京“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
天津的团民“初犹勒民供给，并索官饷，久之众谤沸腾，不能自立，乃欲示威于民，杀戮日甚。……旋以示威不足以充囊橐，乃肆意抢掠。”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时，依然“抢掠商家，勒索财贿。”
义和团为何要打洋教？恩格斯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鄙俗的贪欲”就是对义和团“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团民打洋教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时有大量并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还有官署、官员；其行为就是抢掠、勒索、敲诈钱财，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粮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连犁、磨、锄和锅碗瓢盆等粗贱之物也在抢掠之列。绑架人质更是为了勒索赎金，不遂所愿，则“撕票”继之。焚烧杀人同样如此，“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以焚杀为敛财之具”。用护理陕西巡抚端方的话来说，就是“借仇洋教之名，而遂其发洋财之愿。”义和团头目们就是以“发洋财”诱惑煽动团民跟着他们行动的。景州的义和团在各种旗帜上都写着“助清灭洋”，而实际的动员口号则是“打洋人，发洋财。”拳首刘胜先也以发洋财动员同伙：“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指教民）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张三等人供称：他们这一股义和团分立红、黄、蓝色旗帜，旗帜上写的是“保清灭教”，真实目的则是“练成出外抢劫，得钱分用。”山东大刀会的头目在群众中公开扬言打洋教就是为了发洋财：“咱羊山的穷哥儿们不要怕，咱们是占团地的，肉肥汤也肥，我们吃肉，大家也能喝汤。”团民也是为了“发洋财”跟着头目们行动的，如通州坛口镇的团民就集体“公议，定要把本村和贾家疃天主教人完全灭尽，均分他们的财产。”更有许多头目和团民供认，他们打洋教就是为了掠夺钱财。
最著名的张德成也最贪婪，“初在居民处苛敛，以作用度，次则蔓延四处，又在河道私设关卡，凡过往船只，肆行讹索，否则以借查奸宄为名，肆意劫掠。”他到天津并不是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觉悟，而是更加疯狂地抢掠。即使在清军与联军激战之际，他仍率人将三井洋行抢掠一空；将萨宝实洋行掌柜及其兄弟子侄9人擒去欲杀，经人说合，罚银1万两，才饶他们一命；又将仁记洋行抢掠一空，擒去伙计7人，罚银5000两。天津陷落前夕，他“亟席卷所有逃去”。其后仍然疯狂地聚敛财富：“每率众拳匪向各号讹索银钱，或数千两，或数百两不等，有不从者，则指为奸细，焚杀抢掠。”最后终于因为贪得无厌，勒索巨款，被王家口镇的绅民乱刀剁成肉酱。曹福田也参与抢掠了天津各洋行和恒庆钱局。
团民最恶洋货，但“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何以出现如此奇特的现象？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惟一对象。”为了发洋财，团民在战场上也拼命争抢敌人故意散布的洋钱及其他物品，不顾丧命；向逃难的人们出卖“护照”；有时各坛之间大打出手。
团民拼着性命抢掠得来的钱财用于何处？当然都私分肥己了（笔者仅在调查材料中看到一个团民说过把抢来的、穿不完的鞋子分给村里的穷人）。一些团民的供词证明了这一点。如大头目朱红灯等供称：1899年11月，他听说山东巡抚毓贤不咎既往，令他们解散，“遂将连日所得银钱，按人均分，拟暂分散。”没隔几天，他就“因分赃不均，被同伙砍伤头颅数处，并身受枪伤二处”。拳首邢兆陆供认：先后抢劫11家教民，杀害教民2人，绑架3人勒赎。所劫衣物、粮食、牛马，“分别存留变卖，得钱分用。”拳首李从善供认：“抢得钱物，用车载回？分。”大刀会头目陈萌雪供称：领人强讹教民、平民，“所得钱文，均先后？分花用。”
当时直隶普遍流传着一首歌谣：“义和团，快上法，瞅瞅银子假不假。义和团，快上法，有骡子，不要马，有银子，不要粮食。”北京流传着一首童谣：“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抢米。”这些均反映了社会上对义和团掠夺财富最直接最本质的认识。甚至连团民都直言不讳，不以为耻，公然唱道：“大师哥，快上堤，抢完麦子抢大米。”
正因义和团所从事的活动就是抢掠钱财，大饱私囊，那些饥饿穷困的农民见他们发了大洋财，便眼红起来，纷纷加入到义和团抢掠的行列。“乡农见村人自贼中归者，卤掠所得，囊橐甚丰，相率辍耕从之。”
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即使极力庇护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也无法掩饰，他曾亲自提审大头目朱红灯、心诚和尚及于清水，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匪首”，“胆敢纠胁人众，抢劫各处教民财物，放火杀人，波及平民，复抗官拒捕，伤毙勇丁，实属形同土匪，不法已极”，将他们斩首示众。
一些盗匪闻知义和团“何人打死洋人、教民，其财物均归何人所得”，也“起意假冒拳民，搜杀教民，得财均分”。这又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义和团的性质。
只看“灭洋”的口号，不去正视或故意回避大肆烧杀抢掠这一最基本的事实，自然看不到义和团的真相和本质。任何文明社会都需要用法律遏制人们与生俱来的贪婪和私欲，维系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正常社会秩序。除了野蛮社会，从无认定烧杀抢掠无辜人民是正义的文明国家。决不能盲目推崇暴力，对非法的暴行一味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