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乐：重教学与重科研之争是个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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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乐：重教学与重科研之争是个假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江西理工大学设立“教学型教授”，引发了高校是应该“重科研”还是“重教学”的争论，双方的意见仁智各见，莫衷一是。审视双方的基本观点，笔者以为在“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教师”、“什么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的讨论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当讨论者以不同的标准和前提讨论同一个问题时，所讨论的问题极可能变成一个假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在不是真正大学的高校中，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纵观世界大学史，虽然大学经历了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为宗旨的三个发展阶段，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大学宣称要将这三个基本职能明确分开，并表示只重视其中的一项或两项职能。也没有哪个大学认为这三个职能相互对立，需要对其进行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人们在此问题上的基本共识是：三者相互联系和彼此依赖，是自然地融为一体的。所以，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学和研究是密切结合、无法分开的。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科研水平，怎么能让教授会的成员们认为（你）有学问呢？没有学问，别说评教授，就是当大学教师可能都有问题。大学里的学问，不是“记忆”或“背会”，而是要对自然或社会问题有真知灼见。只有具备这种素养的人，才能承担起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责任。

大学（主要是校长）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聘请“热心、积学”的教师，并且热诚地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特长。选聘教师的关键是要选准人，亦即一定要选聘那些学问造诣深、有真才实学的人。至于他们怎么教学，怎么研究，是重视旧知识的整理还是重视新知识的创造，是重视新思想的传播还是重视旧思想的批判和改造，则完全由教师们自主决定。教师们或追求博学多识，或追求深邃细密，或追求知识的系统和完整，或追求思想的深刻和独到，全在于他们的境界和水平。这种现象被一些世界著名大学总结为“聘请最好（学术水平）的人，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工作”，也被一些国外的教育家称之为“教师的教学自由”。不同个性、不同风格、不同知识背景的教师们的“各显神通”，自然会形成大学中追求理想、追求学问的高雅和高洁风气，形成大学中生机勃勃的学问气象和文化风采。学生们在不同风格、不同个性、不同方法的教师们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感受知识、学问的深刻和博大，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树立起做学问的理想和志向，修养高尚的品行和人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教师们也在自然地阐述知识和学问的过程中，在理智地介绍自己学术思想及成果的过程中，完成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任务。

显而易见，在教师们立足自身理想、信念、志趣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中，教学与研究是自然地融为一体的。一方面，大学中的教学不能像中小学校的教学那样，可以将知识从书本上“照搬”到课堂上，教师只要帮助学生理解和学会应用这些知识就行了。大学中的教学不仅需要教师对知识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而且需要通过教师的再创造，让学生理解知识的精义及学习知识的方法，以提高学生的人格境界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要把知识教活教透，自然要将知识“吃深吃透”，为此，他们需要对知识的原理和逻辑进行研究，对知识的活动规律和演变方式进行归纳和提炼，对其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和“释疑”，以便能达到用自己的语言及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目的。为了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们还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得到启示。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们根本不存在是“重教学”还是“重科研”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教学虽然不是直接的研究活动，但无疑包含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是体现了教师的研究能力和素养的。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是对研究没有兴趣、没有科研能力的人无法做到的。

众所周知，好大学是由好教师支撑起来的。没有好教师，就不会有好大学。所谓的“名校”，就是聚集了较多的好教师的学校。这些好教师或者是擅长教学的，但绝不是只会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是既擅长课堂教学、又对学问有特别的兴趣、并能够引导学生一起钻研学问的专家；或者擅长科研，但绝不是那种只会钻古书堆的“老夫子”，而是既对做学问有特别的兴趣，又特别注重将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以明白易懂的语言和方法传授给学生的合格教师。许多擅长科研的教师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教学中表现得很精彩，特别是在讲解自己的科研成果或研究过程的时候，其激情洋溢或滔滔不绝，往往成为学生们最美好的记忆和校园里最美好的故事。过去大学中的好教师是这样，现在大学中深受学生欢迎的好教师也是这样。一些人习惯引用的如陈景润等擅长科研、但拙于教学的例子，在现实的大学教师中是比较少有的，根本不能作为教师只能教学不能科研、或只能科研不能教学的普遍性例证。这也就是梅贻琦先生其所以说“大学者，非大楼而大师者也”的原因。

然而，大学中要有好教师，需要有能够让好教师充分发挥其知识传授和理论创造特长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条件。如同坏制度能够使好人变坏一样，不良的教育环境会产生“劣币驱逐真币”的效果，使好教师难以发挥作用。这个环境和条件就是让大学像大学，其中不仅要有能知人善任、具有教育家胸怀和情怀的好校长，而且要有符合大学本质和规律的制度体系和文化环境。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中，大学中的活动是按照学术的逻辑运行的。对于教师人选，其判断标准无疑是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是否是学高德厚的人才。在对教师人选进行评价和判断的决策者中，固然有能够对学术人才明察秋毫的领导者，更有作为教师自治性组织教授会等教师专业性组织的成员。按照学术活动的逻辑，只有内行人才有能力分辨清谁是真正的人才。这个原则在国外有些大学中被称之为“用最优秀的人，吸引最优秀的人”。这种内行人评价内行人的制度，就是能够保证让大学是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教授治校”制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大学中通行，是因为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教师们的学术自觉性和职业荣誉感，以及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荣誉感。世界大学的历史也表明，学者们基于知识品格和精神的社会良知，会使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大学组织的荣誉。为了使这种选拔教师的方式制度化，世界许多大学都形成了在世界或国内公开招聘教师的制度。试想，当大学面向世界或国内公开招聘教师的时候，大学中还能出现只会上课、不会科研的“教学型教授”吗？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教师公开招聘的制度中，教学能力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因为教学是教师最基本的工作内容。由于教师重视教学的另一面是教师对教学的大量付出，因而教授治校历史悠久的英国被一些教师戏称为“最不重视教师的国家”（意思是最重视学生）。为了保证教师的质量，教师选聘最基本和重要的条件，就是其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及能力。也就是蔡元培先生说的：“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研究兴趣的人。不但在世界的科学上要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在国外的一些大学中，申请教师职位最基本的条件是博士学位。他们其所以将博士学位作为大学教师的基本条件，就是因为博士学位获得者都受过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具备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不仅如此，应聘者一般还要有能证明自己研究能力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的一些大学，科研成果不仅是教师职业的“敲门砖”，而且是学术职称及工资晋升的基本条件，亦即教师若在一定时间内没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就可能被解除教师职务。亦所谓“非升即走”或“不出版即死亡”。所以，对大学教师而言，教学和科研都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9-7-10 A4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