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泰国政治危机是儒家威权文化反民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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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治危机是儒家威权文化反民主的结果
基于精英行为和国家文化变量的泰国政治危机

富荷蓉

　　与经典的欧美民主政治相比，泰国的政治制度从始至终就是一种亚洲文化下的缺陷产物，2008年持续数月而依然无解的政治危机再次向世人证明了泰国民主体制的脆弱性。本文从界定泰国的政体类别开始，以亚洲文化为变量，分析泰国政治危机的内在不稳定性，从危机无解中考察精英的互动行为。

　　无法精确的从政治类型学上考察泰国的政治体制，君主立宪从一战之后确立至今泰国的体制框架基本未变，然而不逊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频繁军事政变，有力的证实了这并不是都铎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泰国军事政变的合法性取决于两种资源，其一是政变的原因即接管文人政府的低效和国内政局的紊乱；其二则是泰国王室的认可，泰王根据政局变化和国内外舆论来决定是否承认军事政变的合法性。胡安?林茨区分了五种政体类型，军人政体的基本特征是军事领袖或者军官团体掌握政府的决策权，以军事管制方式控制社会，各阶军队精英占据政府重要职位，军方垄断政治权利，权利博弈和交换在军方的幕后进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军事力量的暴力性和强制性。泰国军方在政变后从未单独掌握过政府权力，通常以外在形式的文官政府进行统治，新的选举和宪法修订在政局稳定之后就会随之而来，显然泰国式的军事政变无法建立起林茨所定义的军人政体。一些专注于东亚政治研究的学者更喜欢将泰国式的民主定义为官僚威权主义，奥唐奈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开创性的分析了南美的官僚威权主义，从政权的几个运转特征上比较泰国政治与那个时代的阿根廷、巴西等国的确具有高度相似。1992年的民主运动促成了泰国宪政民主的确立，然而国家权力依然由旧精英垄断，政策的制定延续着有利于富裕阶层的方向发展，军队和官僚集团始终支配着这个国家。

　　有必要回忆一下泰国现代国家和政治的发展，伴随分析的是泰国精英的构成和转换。1932的非流血革命使泰国与绝对君主制分割，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平衡出了虚君制，保皇势力支持下的泰王并没有像英王那样逐步与国家政治生活隔绝，一开始他就保持着对政治的影响力。军队意图建立意大利式或日本式的国家政体，二战的爆发遏制了这种趋势，但他们还是维持了三十年多年的军人政权。在这个阶段分享政治权利的是从旧军队延伸的新军队高层精英，以及以泰国王室为代表的保皇势力，简单而言军官、皇室、贵族、大地主是泰国政治权利主要垄断方，是国内经济利益的分享者。七十年代的滞涨让世界范围的军人政权都遇到经济衰退压力下的合法性危机，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内外部因素促使军方将权利让渡并建立文官政府，军方从台前退到了幕后，但军方和皇室监督并规定着文官政府的行政过程，并且随时以军事威慑力准备接管触动他们利益和权威的文职政府。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转变构造了新的精英成分，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国家政治舞台，然而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脱胎于军官、皇室、贵族和大地主，精英以再生方式进行了转换，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如出一辙。这个阶段属于典型的官僚威权，政治权利牢牢的由传统精英的代理人——官僚集团行使，同时继续压制中下阶层的各种政治和经济诉求。全球化和经济的发展让泰国的民众不可避免的接触到民主的概念，1992年苏联解体的蝴蝶效应也在泰国产生了“第三波”，军方的残酷镇压并不能阻止民主化浪潮的席卷，宪政大幕由此拉开。泰国的宪政虽由一场激进民主运动而产生，但并不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从初始就是各种势力妥协的产物，精英成分似乎只是小部的变动。泰国的左翼势力从没有壮大过，八十年代初期军方整肃之后已经没有一定影响力的左翼政党，泰国的文化土壤也无法孕育左翼。宪政之后的民众只不过在代表不同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军方、皇室）的政党之间做选择，而各种政治势力总是在制定有利于城市中上阶层的决策。八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改善并惠及了大部分人口，然而亚洲金融危机在暴露这个国家真实经济脆弱的同时，也揭示了国内内部城市中上阶层对乡村人口的掠夺性，利益的分享开始撕裂，城市中上阶层实质对乡村人口的经济剥夺开始显现。各国的政治历史发展中精英的分裂都是在国家危机发生时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瞬间摧毁了泰国过去几十年财富的积累，经济增长消失之后精英集团只能从中下阶层的掠夺中保持自身的利益存在，泰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代表民粹主义的主要政党——泰爱泰党，他信的政党迅速在乡村占据地盘。

　　神圣王权和军方权威近似的扮演了西方宪政法庭的角色，泰国的文化和政治训练过程将王权和军方推到了政治仲裁者的地位，欧美宪政体系的仲裁者是由韦伯所倡导的非人格化的制度，但东方儒教文化更倾向将济世期望寄托于克里斯马型的人物。个人或者由人组成的集团终究是追求本体利益的，泰国的王权和军方实质一直在维护自身的权威和私利。他信的政党在施政上触及了上层阶级的利益，同时训练了泰国的民粹政治并培育了民众的民主情绪，这是对君王和军方权威的挑战。在不安中大资产阶级开始鼓噪，由军方操作，最后泰王背书，推翻了他信的民选政府。保守的旧精英集团以政变辅以修宪，试图将泰国的政治生活修复到既定的路线，泰爱泰党却借壳新组建的人民力量党又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从政权的延展力和生命力的宪政角度去考量2006年政变以及修宪的有效性，显然没有达到政变的初衷，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的“街头政治”中没有随之发生军事托管，因为政变合法性的第一条基础不复存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并没有改变政治的发展路径却产生了2008年的社会动荡。再从政治所代表的利益结构的实证主义角度分析，政变合法性资源的缺位并不会弱化军方和皇室精英托管政权的意愿，这是基于利益和权威巩固之考量。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就自然导出了政治乱局能够持续数月的原因，既没有政变也没有镇压，只有继续尴尬地等待传统精英集团裁决的文官政府。

　　泰国的政治现象继续呈现了三个民主转型和巩固的经典命题：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国家文化对民主的影响、精英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显然我们要重新思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项指标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力，这个领域在50、60年代由美国政治科学家李普塞特为代表做了全面的分析，奥唐奈在70年代以后的研究批判了经济水平与民主的简单线性关系。泰国的现实政治让我们将视角放回李普赛特的研究，乡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差异，经济分配力的不平衡已然撕裂了社会，将社会分割出了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从而演变出了街头政治对抗。一个经济分配长期失衡并且有明显社会等级存在的国家，其民主转型和巩固易受上层精英的抵制，并且撕裂社会结构。

　　白鲁恂是最早从个人的行为和心理分析政治现象的学者，其《亚洲权力与政治：文化方面的权力》综合的分析了亚洲文化对于权威政治的孕育性，呈现了政治路径对于传统文化的依赖。佛教文化的影响，配以权治为特点的东亚儒家文化让民众有着根深蒂固的权威崇拜心理。1932年开始的现代泰国政治又始终置于人性化的君王支配之下，对于力量和个人权威的崇拜使得泰国的政治社会无法摆脱军方、皇室、官僚集团对国家－社会的全面控制。如果用典型的马克思术语，那么“民盟”所谓的街头民主运动以及提出的政治遴选制，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东亚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产阶级才能如此罔顾世界文明潮流提出这般要求。

　　精英是一个国家领导权和支配力的拥有者，精英的行为决定着国家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的走向。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早已揭示了精英统治的事实本质，但精英可以是社会创造力和财富的制造者，自由、博爱、平等、人文理念的宣导人，民主精神的领路人；精英也可以是财富的掠夺者，社会等级差异的创造者，腐朽精神和价值的代表者。众多学者认为精英行为在民主化转型和巩固中是一个重要变量，如林茨、施密特、达尔等，精英的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制度背景、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下精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同样是具有特色的半民主半威权色彩的土耳其和泰国政治制度中的精英，其行为过程大相径庭。在2008年土耳其政治危机中其精英的主体是世俗资产阶级和军方，这个精英团体的行为选择从凯末尔立国开始就维护资产阶级世俗民主；而泰国的上层资产阶级和军方却要建立遴选制的议会制度，压制普通民众的选举权利。精英的转换方式、社会文化土壤等因素决定了精英的行为选择，也决定了精英的价值性。所以将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寄托于精英团体或者中产阶级的壮大以及地位的提高，无异于继续固化上层集团的既得利益，威权体制制造的上层集团会不断通过与政治精英的结盟，同时参与压制下层群体政治竞争的要求，以巩固群体利益。而泰国精英集团的转换方式主要是再生，精英集团以佛教和儒家文化为意识形态工具，辅以君王个人崇拜严格操控政治，垄断经济利益，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是威权的传统盟友。

　　泰国的政治危机就是儒家威权文化下中产阶级反民主的结果。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

semico_ljj

悟出一些。

akunak

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