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程序员

智慧棒

和舍恩伯格交谈的机会并不多，他的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得满满的，身边总是围绕着等着换名片的人。演讲结束，他坐在我旁边，松了口气：“我的朋友曾经总结，有人是吸气型人，有人是呼气型人。
我就是吸气型人。我并不太爱说话。”他说起话来，又仿佛从书里钻出来一样，像一台齿轮咬合完美的机器，他能在一个话题内延绵不绝，充满假设和论证，说着说着会突然沉默，就像结束了一个小节，翻过这一页，继续接上两句。
舍恩伯格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长大，父亲是个会计律师，母亲经营着一家电影院。他不止一次在公开演讲中提起他的母亲。“我母亲经营一家电影院，我每年都会问她过去一年最好的电影是什么，她总说，我知道，我知道，就是XXX，但她总是错的。”他试图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人的直觉往往只是“沾沾自喜的错觉”，而数据可以破坏这种错觉，告诉你真相。
“人们总是想用显见的因果解释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但很多时候这些解释是错误的。比如我们去餐厅吃饭，第二天生病了。很可能会觉得和餐厅吃的东西有关，实际上，可能是我们和病人握了手没洗手。我们应该小心这种大脑武断得出的快速因果关系，因为它们很可能是错的。”他对我说。
“大数据能帮助我们揭示哪些事情将会发生相互关系，譬如知道流感将会扩散到哪里，知道什么时候网上购买机票最便宜。为什么？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是什么就足够了。”
舍恩伯格对数字很敏感，或许是因为父亲的职业，“数字让我觉得很舒服。”独处时，他喜欢在脑海里算数学题，沉浸在由数字组成的寂静又富于节奏的空间里。在节目录制结束去机场的路上，他突然问我，“24 乘以17 等于多少？”“那就是24×10 加上24×7，也就是20×7+4×7+240，那就是408，非常简单。”
小时候，舍恩伯格一直对计算机和物理感兴趣。在他眼里，运动的火车被浓缩在物理方程式里，敲打键盘用汇编语言画一顶草帽，这种描述世界的方式让他着迷。
“父亲是小镇上第一个买电脑的人，那时候是1966 年。镇上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他一定会破产。”他说，那台巨大的老式个人电脑开起来会发出古怪的嗡嗡声，这声音占据了他的整个童年。“在我11 或者12 岁的时候，我太想用它来编程了，那时候只有大学才有计算机，我就去当地的大学报了一门课。大学老师认为我不可能学会，就让我自己玩，于是我就在角落里自学。”1976 年，硅谷还在60 年代的余波中热气腾腾地发酵着新公司，第一台苹果电脑刚刚在大西洋城展示并获得喝彩。那几年，他除了参加物理竞赛，每晚8 点后就坐在家里古老的计算机前琢磨。“我满脑子都想着以后要当个物理学家，或是计算机学家。”
他编出了几个广受好评的程序。比如有一个名为“时间就是金钱”的日历软件，能迅速从软盘读取并显示你一个星期的安排。1986 年，他和朋友顺势成立了一家公司，另一款名为IKARUS 的反病毒软件在1988 年一经推出便成为奥地利最畅销的软件，于是公司的重点转为数据安全。
虽然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父亲却勒令他快点完成法律学业继承家业。他分身乏术，曾想把公司卖给微软，结果没能谈成，他却被另一个人看中。那时候，IKARUS 正在研发一款面向对象的数据库系统，用一种十分简单的图形方式链接信息，在许多方面和今天的HTML 很像。乔布斯希望他能去Next 公司开发类似的系统。
“我想这或许能解释我后来为什么对数据／电脑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很感兴趣。计算机能把许多东西数据化，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那时候史蒂夫是老板，我就去了palo Alto，和史蒂夫一起工作。有一次他带我去吃饭，我太幼稚了，我犯了史上最愚蠢的错误。我问史蒂夫他编过的第一个程序是什么，却压根不知道他一辈子也没编过一行代码。他很震惊，愣住了，没有说话。于是我们再也没有出去吃过饭。”说起这些往事，他的脸上现出一丝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一边经营着公司，一念着法律学位。因为觉得法律很无聊，他硬是把本来要读7 年的学位压缩到3 年半完成。其间，他还帮助一个朋友的公司干活，很快，他的工作从程序员变成如何帮朋友关掉这个公司。
“一开始我已经从数据中发现了一些端倪。我仔细研究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公司要赚钱，业务必须要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概率不大。”他总结说，“我是个理性的人。”
演讲结束，舍恩伯格松了口气：“我的朋友曾经总结，有人是吸气型人，有人是呼气型人。我就是吸气型人。我并不太爱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