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小青
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头发全白的老人。腰杆挺得笔直,专注地看着节目,时不时摇一摇头或用手指连敲几下大腿。对于年逾八旬的洪民生来说,“关注春晚”似乎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彩排一结束,洪民生就顺着退场的人流快步走出演播厅。最近几年看完彩排,他都不愿意再提意见。如果有人问,他的回答便是,“春晚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了。”
生于匮乏年代
80平米的演播室里温度超过40度,老师在台上讲课,演播室里所有人都像淋了雨似的流汗。电教部主任洪民生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知道,现在制作的录影带会在地方电视台、各大工厂轮番播放。
“文革”结束后第二年,电视台恢复播出,洪民生的全部精力都投注在电视大学上。很快电视大学划归教育部。电教部更名为文教部,再后来划归了央视,成为央视文艺部的前身。
三十多年后,洪民生回忆,电大的一段经历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匮乏的年代,人们实在太渴求文化,他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个大坑。
1983年,导演黄一鹤提出要把春节晚会的规模扩大,形式改为直播。洪民生觉得台里一直有直播体育赛事的经验,直播春晚问题不大,就把这个想法报给当时广电部部长吴冷西。
直播春晚的想法很快获批,两个月后就是1983年春节,黄一鹤担任总导演。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983年直播春晚引起巨大轰动。
直播当晚,4条电话线不间断地接听到打进电视台的点播,满满5盘点播单都是李谷一的《乡恋》。
吴冷西拿着点播单来回踱步,等了十几秒钟终于出声:“上《乡恋》。”就这样,《乡恋》在1983年春晚“解禁”。
洪民生回想第一届春晚,算不上什么创举,只不过在最匮乏的年代他们撕开一个小口子就能让观众无比满足,“春节联欢晚会”也就延续至今。
主旋律下的精彩
小口子的撕开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央电视台,洪民生收到不少写给电视台的信,希望第二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有看头。
百姓还想看什么?洪民生经常在台里说,“老百姓需要酸甜苦辣咸所有的味道,我们放甜味容易,苦、辣却最难做到。”承载苦、辣味道的就是语言类节目。
1984年春晚,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社会上一些商家以假乱真的不良风气。而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也是那一年最成功的节目之一,陈佩斯的表演就是让人大笑。虽然遭到一些领导指责表演“低俗”,小品的节目形式却因为《吃面条》而定型,春晚也从此成为小品培养基地。
1984年春晚还没结束,洪民生就感到“一定成功了”。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人离开演播厅,大家就地摆桌庆祝一起唱歌跳舞吃年夜饭。刚刚好56桌,“连数字都恰恰各民族大团结了”,直到凌晨5点,大家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极少喝酒的洪民生到处给人敬酒,喝了一瓶半茅台,他不记得那一晚说了多少感谢,只记得在之后的30年春晚再也没有那样纯粹的开心。
1984年春晚是洪民生认为至今最成功的一届。“那一届因为是最真诚的,春晚还没有那么多附加的东西,只是纯粹让老百姓喜欢”。
那届春晚之后,邓颖超亲自批示:春晚这个节目很好,要拿到国外去放放也很好。洪民生马上把带子送到大使馆。转年,春晚还没结束,大使馆的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着把带子第一时间送出去。再往后,干脆算好时间给使馆送去提前录好的备播带,让在国外的中国人可以同时看到春晚。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1992年国际中文频道开播,全球直播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彼时,央视春晚早已经如同年夜饭成了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桌盛宴。
擦边球
春晚成为一件国家大事,不再是一群文艺工作者凑在一起的一场晚会。洪民生慢慢发现自己多了一重身份,春节联欢晚会的把关人。
如果是为艺术把关,洪民生当然是会欣然承担。
1985年春晚,因为黄一鹤追求创新而使场面失控,节目超时快5小时临时截取3小时内容;发行的工行纪念券被指借机牟利;刚刚回国的演员陈冲在台上的一句“你们中国人”更是引起观众不满。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里向全国观众道歉。
洪民生则到22家地方电视台一家一家去做检讨。他站在台上说,“你们挨骂都是因为转播了我们做的春晚,我要跟你们道歉。”
洪民生本来已经做了卷铺盖走人的准备,但他没想到,台里不但没有将他革职,还提拔他做了二把手,并继续负责春晚工作。
留在央视的洪民生必须做他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成为春晚的把关人,“这完全和艺术无关”。
把关的第一步,洪民生就给春晚提出了很多细碎的规定。比如,春晚所有节目甚至直播时要说的每一句话必须经过他审核;现场演出的时间和彩排时间误差不得超过30秒;港台演员挑选要向上级报批等等。
这之后慢慢演化出了一套延续至今的春晚审核、彩排流程。1989年,春晚审查的规格上升到由政治局委员出面。1992年,洪民生离开中央电视台时,这套流程复杂到节目要通过5审才能上春晚,被称为“过五关”。
在央视的最后几年,洪民生这个把关人也仅仅是一个问题汇总者,他要听从太多部门的指挥。他能做的就是为最大限度地保留艺术打一些擦边球。
正式审查最少两次,工、青、妇、少数民族、解放军等代表都会来参加决策会,每一个部门都会给洪民生提意见。
洪民生当然有应付这些“临时领导”的法门,春晚审核节目前,洪民生都会主动给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打电话报节目,把他觉得可能会引起争议的点提前讲出来,问书记可不可行。
到现场审查的时候,李瑞环已经首肯,各个部门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除了春晚,元旦晚会前,洪民生也会提前向领导汇报。
1989年元旦晚会前,洪民生给李瑞环打电话请示,姜昆的相声《特大新闻》里有“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说辞,姜昆要在天安门摆地摊卖炸糕。洪民生问:“可以在天安门摆摊么?”
李瑞环说,“天安门摆地摊可以在相声里想象一下。办晚会就是要让老百姓开心,你们放心,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们担着。”
1992年,洪民生在任的最后一年,他向李瑞环汇报了当年春晚的节目后,两人又谈到了《特大新闻》,李瑞环对他说:“洪民生,我发现了,你都是在我这儿打擦边球。这个擦边球只要打好了就是好球啊。”
洪民生激动得一下子承认了自己的小心思,“您说到我心里去了。”
可是,不是每个球他都能打得好,“打到界外的多过好球”。
政治与春晚
退休后在家钻研书法的洪民生依旧关注着春晚,他喜欢看别人打出的好球。
1994年黄宏、侯耀文的小品《打扑克》是30年来洪民生最喜欢的语言类节目,把官场里大官压小官讽刺得淋漓尽致。
“讽刺现实是相声小品的生命力所在”,洪民生把关春晚的十年会给每届春晚总导演提要求,每年至少有两个语言类节目是针砭时弊的。“能不能过5关要看打马虎眼的本事和造化,但是做不做是责任和良心。”
可是渐渐地,洪民生越来越见不到让他觉得痛快的节目,舞台一年比一年漂亮,但节目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尤其是最近五年,路子不对,老百姓过得还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退休后的洪民生养成一个习惯,每年都会去看春晚彩排,多少提一些意见。有一年,洪民生给总导演打电话:“千篇一律的宏大,这种思想一定要改一改,百姓需要现实。”
这位总导演很无奈地说:“洪老,上面的比我们胆子还小,我们是想冲冲不上去啊。”
洪民生知道总导演们的压力,后来也就不再给他们提意见了,“导演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我的意见都是在为难他们。”
几年前,台里组织干部去五台山旅游。到了庙里无论老少扑通跪倒一片,虔诚地叩拜,嘴里还念念有词。洪民生成了唯一站着的一个人,一时间他愣住了。
“跪在佛前的都是党员,节目里歌颂完伟大的祖国,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信仰”,洪民生说。
那一刻,他忽然想起退休前有一次到日本访问。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同行去请邓丽君回国演唱。邓丽君却说:不想来,因为她是有国民党背景的。
当时洪民生信誓旦旦地跟同行说,现在政治氛围已经开放了,总有一天邓丽君可以回国登台。可他万万没想到,邓丽君竟然一生都未被获准到大陆演出。
谈及如今的春晚,洪民生就会感伤从前。他和电视同行用十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挤开裂缝,紧闭却只在一瞬间。
在洪民生的年代,春晚追求的是百花齐放,而电视人的信仰是万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