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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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伟谢幕折射公募困境

导语: 昨日，华夏基金在上交所网站发布公告称，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伟因个人原因正式离职。下午，王亚伟召开新闻发布会分享了告别时的心情感悟。公募一哥的谢幕令人唏嘘不已，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公募基金的成长困境





王亚伟坦言离职华夏缘于压力大，不满“股权转让”


聚光灯下的公募一哥常年高压力，渴望休息

在昨天下午的告别发布会上，王亚伟坦言离职原因一方面缘于“外界关注太高，压力过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不满华夏基金“股权转让”方案。其实，早在2009年7月，王亚伟就曾说过，“假如有一天离开这个行业，一定是因为制度被迫离开。”

公募基金面向的是大众投资者，所以有着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而且一举一动受到资本市场的极大关注。《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封闭式基金一般至少每周披露一次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而多数开放式基金在其开放申购、赎回后，则需披露每个开放日的份额净值和份额累计净值。

在强披露制度之下，基金经理面对的是每月、每周甚至每日的净值排名大比拼，着眼于短期升降，压力可想而知。而作为公募标杆的王亚伟，更是永远的焦点，他的每次买卖都会被市场放大，被评头论足。2011年，王亚伟所管理的两只基金“华夏策略精选”和“华夏大盘精选”双双跌出偏股基金前十，神话初破，这或许是他离开聚光灯、传闻和谣言，静心修整的最好时点了。

华夏基金“股权转让”成王亚伟离职导火索

华夏基金有着以总经理范勇宏为代表的强势管理层，其与大股东中信证券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在华夏基金“股权转让”上更是明争暗斗。范勇宏多次力陈基金行业应以人力资源为核心，希望借股权转让的契机达成管理层持股，实现股权激励。无奈基金法有着“个人不能成为基金公司股东”的硬性规定，“管理层持股”终究未能实现。

而范勇宏正是王亚伟的伯乐，王亚伟在谈到股权之争时说：“现在公司股权转让已经落定，公司也有新的发展规划，我个人觉得已经不再适合公司的发展需要，本着对公司负责对自己负责的原则，在此换届之际我决定离开公司。”王亚伟的离去或给华夏基金管理层与股东的暗战画下遗憾的句号。

王亚伟的离去或给华夏基金管理层与股东的暗战画下遗憾的句号。

激励缺失，考核严酷，公募再无王亚伟？


激励制度失衡，公募基金人才流失严重

就在王亚伟正式宣布离职的前后，浦银安盛基金首席运营官陈篪和首席投资官周文双双离职，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基金经理徐强离职，中银基金总经理陈儒辞职，东方基金总经理单宇离职，大有一股基金高管离职潮袭来之势。而今年以来已有近80位基金公司高管登记变更。

公募基金经理出走并非新鲜事，除了投资风格不适应公募基金的要求，公募激励制度的失衡也是明星基金经理出走的重要原因。公募基金普遍使用固定管理费率制度，也就是说除了按照基金规模提取一定比例（我国一般为1.5%）的管理费之外，公募基金不再针对基金盈利后的利润部分提取分成。所以不论是基金经理的底薪还是奖金都源自于固定管理费，经理对基金净值增长的贡献很难反应到他的收入中。

据统计，2011年64家基金公司合计收取管理费达到288.64亿元，扣除销售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分利，只有100亿元的净利润，其中股东又会提取60%-70%的红利。而王亚伟所在的华夏基金过去三年的期末可分配利润几乎被大股东中信证券攫取殆尽，管理团队的怒火不难想象。

相比于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有着灵活的激励机制：除了固定的管理费，经理人可以将基金增值的部分与投资人进行分成。这使得私募经理人与投资人形成利益共同体，激发了经理人对绝对回报的追求。年景好的时候，在公募基金经理中的顶级收入不过千万，而在私募界千万甚至上亿年收入都并不少见。这也难怪市场纷纷揣测王亚伟的下一站是私募基金。

告别王亚伟的公募基金，是群星璀璨，还是流星匆匆？

王亚伟的离开并不使人吃惊，似乎他早该离开了，毕竟在这个基金经理平均任职1.63年的行业中，14年的从业时长过于奢侈了。此时，坚守公募逾10年的经理也唯有华安基金副总经理尚志民和汇丰晋信副总经理林彤彤二人了。王亚伟走后，在他的光芒之下常年失色的基金经理群体中会走出新一代的公募一哥吗？又或者会走向群星璀璨吗？

恐怕很难有乐观的理由。王亚伟离开后，巩怀志和谭琦将分别接手华夏大盘精选和华夏策略混合，他们的业绩离王亚伟还相去甚远。放眼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很难长期选择公募基金，他们更多是在公募基金镀一层金，博取名声，转而投身激励机制更为合理的私募大潮，如流星一般在公募界昙花一现。

第一流的人才很难长期选择公募基金，他们更多是在公募镀一层金，转而投身激励机制更为合理的私募。

公募基金带着镣铐跳舞，容易身份迷失


公募基金监管严、限制多，是其天生劣势

当被问起“什么样的基金经理算是优秀的基金经理”时，王亚伟回答说：“要以投资者的利益为先，绝对收益必须受到重视。”没错，基金行业和其他行业没有什么区别，必须将客户的利益视为重中之重。然而，打着保护投资者旗号的种种监管却让结果啼笑皆非。

比如《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股票基金应有60％以上的资产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应有80％以上的资产投资于债券。一只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另外对基金投资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等标的都有不同的限制。多种限制使得基金经理做投资时动辄得咎，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选股能力，错过好的投资机会，在熊市也不能适当减仓或对冲。

2011年452只偏股类基金全军覆没，无一盈利，平均收益率为-23.92%，跑输大盘；而963只阳光私募中尚有6%取得正收益，平均下跌15%，抗跌能力高于公募。由此可见，政策束缚大大影响了公募基金的业绩，继而损害了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公募基金不堪太多使命，寻求制度性改变

监管部门给予公募基金太多的使命：既要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秩序，又要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还要促进上市公司发展。最近，随着政策对蓝筹股的力挺，公募基金又纷纷调整结构加仓蓝筹股。服务投资人，服务市场还是服务监管机构的布局？公募基金难免身份迷失，基金人才也难免流失。

与王亚伟共事17年的范勇宏去年在一篇名为《基金的冬天》的文章中说道：“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基金制度，才能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可持续的回报，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加强监管，放松管制，贵在行动。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科学的基金治理制度，是中国基金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诚哉斯言。

多种限制使得基金经理做投资时动辄得咎，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选股能力，错过好的投资机会，在熊市也不能适当减仓或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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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伟离开华夏宣告了公募基金英雄时代的结束，也折射出公募基金的种种困境：股权结构失衡、激励机制不合理、管制太严、使命太多。如若没有制度性转变，公募基金成长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