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岩：为什么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死结？

jingli888ca

高岩：为什么靖国神社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死结？

靖国神社会本身就是日本皇国神道教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驱动普通日本人为日本皇国体系献身和从事战争的关键制度，靖国神社始终代表着日本政治的一种潜在发展方向，既日本皇国神道军国主义，也正因为如此，靖国神社问题才成为当今日本政治中的一个显著问题。

一、靖国神社是当代日本右翼的核心象征，已经超过天皇制度
中日关系近期内已经由于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而有所缓和，但所有密切观察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人都在紧张地注视着中日关系中一个最具指标性意义的动向; 即日本政府和日本现任首相安培晋三对靖国神社的态度。在刚刚结束的日本靖国神社春季祭祀活动中，安培晋三在既顾忌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强烈反对，但又必须顺应日本国内相应的右翼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做出了不直接去参拜而是以献祭物品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聚焦在日本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内外压力。
事实上，中日关系近年来一直被日本靖国神社问题所困扰，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就是因为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而引发与中国和韩国高层的政治交往被中断，使中日关系降到了中日建交后的最低点。现阶段靖国神社无论是在日本国内政治，还是在中日关系或中韩关系都构成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而靖国神社僵局所代表的战略意义，则远远未能被公众、甚至许多专业研究日本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的人士所理解。如果靖国神社的问题仅仅是目前国内媒体一直强调的因为里面祭奉着日本甲级战犯，而且靖国神社仅仅是日本右翼的一个政治符号，那么靖国神社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简单地将所有甲级战犯或其它日本战争罪犯的祭奉灵位迁移就可以解决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右翼以退为进的一种政治选择。
但靖国神社问题并不因为移走里面的甲级战犯灵位而自动解决，而日本右翼和普通民众对靖国神社的执着、也并不是由里面供奉某些具体的日本战争历史上的人物所决定的，靖国神社其实是当今日本历史和日本政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并不仅仅是政治符号，其本身就是日本政治中一种危险的机制和基础。靖国神社会本身就是日本皇国神道教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驱动普通日本人为日本皇国体系献身和从事战争的关键制度，靖国神社始终代表着日本政治的一种潜在发展方向，既日本皇国神道军国主义，也正因为如此，靖国神社问题才成为当今日本政治中的一个显著问题。

二、日本的近代天皇制度和神道教
在近代日本走上由天皇制度高度集权的现代军国主义道路之前，在很长的以千年计算的时间周期内，日本是一个按自我轨迹封闭发展的文明。与在发展历程中不断地遭遇其它文明、以及因蛮族入侵而历经变迁的欧亚大陆其它主要文明不同，日本在近代之前从未受过强大外来文明的征服，因此日本能够长期保留其文明中的原始因素，并在特定的阶段有选择地从外部引进对自己有益的文化和制度来为其服务。因此在明治维新之前，在强烈封闭的本土性和同样强大有渗透性的中华文明双重压力之下，日本文化有三个主要渊源：
一、        按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渠道而逐步演变而成的日本本土文明，这其中包括日本本土性的多神崇拜原始宗教神道教，日本岛内从氐族、酋邦国家、而一路演变而来的封建制度，包括虚位天皇和实际统治者幕府。
二、日本在圣德太子时期以及其它时期大规模从中国移植而来的、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和日本政治结构的中国制度文明；尤其是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的中国统治伦理和统治结构、包括中国文化的各种原典和中国的文字，同样成为日本文明的核心架构。从重要性来看，是中国文明为日本文明提供了统治的伦理和架构，所以中国文明构成了近代之前日本文明的核心部分。
三、近代之前日本另一个主要的文化渊源来源于佛教；起源于印度，通过中国向朝鲜半岛继而向日本传播的佛教，补充了中华文明以社会伦理和统治秩序为长的世俗性和功利性，进而为中华文明乃至东亚文明、其中包括日本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被统治阶层和大众共同接受的国家性宗教。在长达数百年的幕府统治时期，佛教已经取代了日本本土原始性的神道教并成为日本文明的核心宗教。
而自西方文明进入近现代全球扩张的周期后，进入亚洲传统中华秩序范围的西方力量除了给中华帝国以极大的震荡，直接破坏了历时千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外，也给日本带来了直接的震撼。正是为了对应被当时中国皇朝统治者认为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西方东侵，日本开始了以集中原本分散在幕府和各地大名的日本社会力量、以对抗内外压力的革新过程。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文明通过自我统治方式更新，以实现权力集中来对抗更强大的外来文明的“压力—反应”模式。
正是西方扩张强大的压力，打破了当时日本正在缓慢演进的日本本国封建历史；如果没有西方力量入侵和压力，当时的实权幕府和虚位天皇之间迟早会实现最高统治权力完全转入幕府的手中这一过程，一如中国春秋时期周天子的统治地位逐步为区域性的新兴霸主所最终取代一样。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外来压力，无力凝聚日本国内各方势力以对抗巨大的外部压力的江户幕府，最终让位于形成了联合势力的日本天皇和地方大名，从而形成了近代天皇制度。
因此本质上近代日本天皇制度是一种在西方和日本国内新形势的巨大的外来压力下、而形成的新统治中心，目的在于以全新的中央集权统治和各项制度，最有效地凝聚当时日本微弱的国力和社会各阶层，以实现外部压力下的日本力量建设和重组，正是在这个重组其内部各项制度，以对抗当时日本内外压力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制度得到了重生。而为了向天皇制度高度集中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资源，包括塑造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凝聚力和崇高性，日本明治维新的统治者改造和利用了源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使原来本土性、民间性、非政治性的日本神道，变成一种直接为日本近代天皇制度服务的国家宗教。
因此尽管神道教与世界上各种主要宗教相比、具有早期非成熟原始宗教的特点，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原民间性的神道教变成了日本神国天皇神道制度。然后由日本政教合一的天皇制度直接推动、神道教直接成为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不断发展、最后在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时结束，统治日本长达数十年内的日本皇国军国主义的国家宗教。正是利用原始神道教的宗教特点，近代日本天皇制度演变成了真正的政教合一，高度集权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核心。

三、靖国神社是近代日本皇国神道军国主义制度的核心结构
所以在明治维新这一历史周期内，日本历史上出现了第四种对日本文明有重大影响的核心制度，即当代日本皇国神道天皇制度。正是这种高度集权，具有极大扩张性、迷惑性和愚昧民众的政教合一的日本近代政治体系，驱使日本自19世纪末期起不断地发动对周边国家的战争，形成日本历史上全面扩张的时期，从而在本质上使日本告别了以岛国本土文化、中国儒家阳明学说和制度，以及佛教为核心的诸源合流的日本固有传统文化，而进入了日本帝国主义时期。
神道教和神道教的核心祭祀场所靖国神社、就是在日本近现代的天皇神道军国主义时期，才开始出现并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直接服务机构，构成了日本对外战争的核心精神支柱。通过与天皇神国的神道教的关联作用，通过祭祀和神话的最高皇家神社功能，驱动普通的日本人转变为日本皇国神道皇军的炮灰。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法西斯、天皇神道教军国主义体系内、靖国神社占据着核心的地位，通过靖国神社的祭祀，所有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都成了天皇的臣民和神道教中的神位，因此靖国神社对日本侵略体系来说具有最高的精神安慰价值。
靖国神社因此并不是传统日本文明的遗产，而只是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产物。也正因为如此，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靖国神社被占领军明令脱离日本皇国神道体系；通过政教分离的模式，将靖国神社剥离日本的政府结构而转为普通宗教法人，其目的是瓦解日本战争能力的组织结构既日本皇国神道军国主义。而出于美国政治和亚洲战后格局的考虑，负责占领日本的美国军事当局在摧毁战败日本军国主义制度时，又选择保留了日本天皇制度和日本神道教。所做的仅仅是使神道教脱离日本皇国制度，从而使在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两个日本侵略机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度和日本的皇国神道教，逃避了本应该受到的惩处。
与世界各主要宗教不同，传统神道教的存在方式不是信仰和忠诚而是祭祀，而作为日本天皇制度信仰核心的神道教，则通过对一系列神社、包括伊和神社和靖国神社的祭祀去维护战前近代天皇制度，而战前近代天皇制度是集权和非民主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在战争中的责任与天皇制度有直接关系。靖国神社的问题不在于祭祀谁，而在于它是近代日本天皇制度的集权、战争的一部分，正是通过靖国神社的皇国一体的祭祀，日本天皇得以驱动普通日本民众为日本历次对外战争送命，而通过死后成为日本神国天皇体系中被祭祀的一员的身份。日本普通民众在战争中成为心甘情愿的炮灰，靖国神社所代表的野蛮和蒙昧，在进入现代化后当代世界体系中仅有绝无。

四、日本已经不可能彻底回归战前日本的皇国神道军国主义机制
实际上按照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之间一致同意形成、战争结束后对日本战争发动者和战争起源机制的惩处制度，日本的皇国神道军国主义机制应该被彻底处理。而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使美国将其在亚洲的力量存在重点放在了日本，并因此有意地保留下日本的战前统治结构以便尽快恢复日本的力量为其所用。美国单方面的政治选择为随后的亚洲当代历史，留下了复杂的日本战争历史、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日本历史进程中的军国主义趋势，至今仍在主导和代表着日本社会右翼，在当今日本，对靖国神社的态度足以区分日本政客的政治倾向。
而同样在美国人的庇护下被保留的日本天皇制度，经历过战争失败后的变化，今天反而显示出一种相对积极的趋势；由于负担着沉重的历史，并深知日本在战争中的责任，战后天皇制度反而成为对日本战争历史反省相对正面的因素，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日本天皇对以往日本的战争历史的态度、以及对靖国神社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尽管日本右翼极力在重新推动日本皇国神道军国主义，而现阶段的日本天皇制度，已经无法承担战前日本天皇制度在日本皇道神国军国主义制度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仅从这一点来看，日本右翼要重新回到皇国神道军国主义的旧制度，就已经十分困难，更何况日本战后的民主制度中也确实存在着对保守势力制约的日本民众和社会各阶层。
所以尽管战后日本政治右翼始终是主流，但日本政治并没有完全被代表着极端日本皇国神道观念的极右翼政客们所统治；在现阶段的日本，战后合法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日本传统文化、其中包括被视为日本文明根基之一的先儒及阳明学说的影响、日本皇国神道右翼、日本新左翼社会主义力量，各种势力都在此消彼长。我们看到的今日日本政治的风云人物当政者，本质上都是日本右翼，在他们的观念深处日本皇国神道要多于西方民主政治，因此他们不仅违背日本社会中左翼的意志，同时也违反在战后形成的日本民主制度的利益，而极右翼的日本皇国神道观念，同时也与现阶段主导日本的美国主流政治利益相冲突。
所以在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已不可能将日本转回以军国主义皇国神道教为统治基础的战前日本。更何况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当年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亚洲，一度在西方势力和帝国内乱后崩溃的中国，现阶段正在全面复兴，已经是强大和有高度力量集中能力的真正大国。因此亚洲和中国同样有能力对日本国内发生的各种事态进行相应的制衡，中韩对日本右翼政客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管理和对抗就充分显示了这一趋势。因此当下日本无法重演在历史上曾对中国形成巨大损害的那段历史，因为历史已经改变，对此中国人民有足够的信心！

五、从靖国神社看日本政治的方向和前途
从当代日本的靖国神社为观察和理解近现代日本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国家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历程和理性缺位；迄今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无论是历史上先后高度扩张的西方国家、俄罗斯帝国及伊斯兰世界各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拉美和非洲各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和成长，还是世界主要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的衰变和新生，都有着明显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同时也有众多的共同因素，以至于人们可以从中得出被称为历史规律的理性。
而日本近代的历史则显示出另外一种复杂逻辑，日本问题之所以复杂，就在于日本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的综合体，并显示出各种不协调与异质的声音，由于日本文化有多重本土和外来的结构，所以今日的日本政治除了日美同盟这个核心基础之外，还显示出各种可能的趋势，其中包括同样不为美国欢迎的日本皇国神道右翼极端趋势，但现阶段的日本主流政治，就是以日美联盟和日本皇国神道混杂的日本右翼保守主义。
与今日亚洲的全新格局、尤其是与东北亚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新形势相比，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原教旨宗教化显得格外突凸，而无独有偶，美国政治同样显示出相同的趋势，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并不是穆斯林国家的专利，现今美国和日本都显示出这种保守的政治发展趋势。因此与二战前的日本相比，在已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和平制度化的全球体系中，今日日本显得更加怪诞。日本政治当前的右翼化、保守化和神道教原教旨趋势，已经成为全球政治中的不和谐因素；日本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秩序和亚洲秩序的麻烦制造者，而不是日本一直自诩的世界秩序中流国家。
所以现阶段中日关系僵局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中日两国真存在着绝对零和的生死攸关利益冲突；在全球化这个当下全球体系的各种制度下，中日两国完全可以在现行的国际体系、包括东北亚体系内各得其所。中日关系的僵局在于中日两种看似很近、一衣带水，但本质上完全独立的文明，在未经过以往战争的有效融合、尤其是日本文明现阶段被西方文明中最右翼的美国文明所管制和挟持，因此日本文明中原有的与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础被抑制后，中日两国在历史道路和文明方向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和冲突。
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认知差别，仅仅是中日两国文明道路差别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种差异和冲突是由于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后所选择的道路、偏离了日本原有的文明发展道路后而形成。上一次中日战争的结束，同样未能使中国和日本找到战后共同的道路。因此现阶段中日两国之间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矛盾是真正深层结构的矛盾，并不是事务性和具体利益的冲突，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以短期内人的意志和政治人物的更替为转移，因此由于日本政坛的人物变化而在短期内使中日关系急剧升温回暖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靖国神社问题因此会定期在中日关系中引发风波，而中日之间矛盾的解决，将取决于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因素——时间，因为时间将使中国完成现代化、而中日矛盾的彻底解决，将与中国成为超越美国和日本的亚洲核心力量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