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竞争，越南为何领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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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竞争，越南为何领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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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昊

南海岛争，中越暗战。

而对于越南的挑战，国内出现了两种危险的倾向。一种最愚蠢的情绪，即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为越南国小，不足为虑，还有一种就是悲观主义情绪，觉得越南国势蒸蒸日上，未来成为中国强劲对手。

就目前而言，鼓吹越南不足为虑者，似乎占据上风，社会上一片对于中国国力的自我陶醉，虽然对外退让以专心维稳已受到了广泛诟病，但是，很多国民的内心，仍然觉得只要中国重视，小国越南还是不足为患。

事实上，考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国家的竞争，最终并不取决于国家的大小，或者是一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国家竞争，最终比拼的是制度优势。

100年前，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数十倍大于日本，经济总量亦是日本六倍，军事实力远超日本，当时，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中国会败于日本。但是，腐朽落后的清政府，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在甲午战争中，傲慢自大，自认天朝大国的大清，惨败于自己曾经的“学生”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所勃发的体制优势，足以弥补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足，取得对华战争的最后胜利，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今日中越竞争，越南同样曾是中国的“学生”，而中国与越南的竞争，仍然无关国力，只关制度。未来，中国会在于越南的制度竞争中，获得相对的优势，或者至少是对等优势吗？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为儒家文化圈，同为东方国家，中国与越南的制度比较，更具代表意义。中国官方一直宣传，不与西方国家比制度，而与越南的比较，将会获得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认同。

        直选范围：越南远远领先中国

三沙设市，举世关注。

据新华社电，7月17日上午，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成立三沙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决定》，其中最大亮点，即确定三沙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60名，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至昨日，三沙市市长出笼，肖杰“当选”为三沙市市长。

尽管三沙人大代表实行直选，被普遍解读为中国未来人大代表扩大直选范围，乃至实现全面直选的试验，但是，这种改革力度，仍然远远落后于越南。

目前，亚洲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在其中，中国，印度，越南的崛起，日益引人注目。龙象之争，世所关注，但是，越南的崛起，却有意无意被国内所忽略。事实上，1986年开始的越南“革新开放”，相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谓青出于蓝。

在政治领域，2002年，越南国会即可质询中央政治局等核心机构，2006年，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纵使三沙直选未来被全国推广，越南的直选亦全面领先中国达5年之久。

最为厉害的是，2006年，越南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而这种大步改革，在中国提都无人敢提。中国的差额选举，最多到省一级，前不久，广东通过差额选举，从众多常委候选人中，淘汰一人。算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差额，未来纵使前进一步，实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差额，亦可能是多数中差额掉一两个，而不能与越南的两选一的力度相比。

越南国会甚至可以否决政府总理提出的关于高铁投资的计划。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及党员直选的制度。

在中国久久不能实现的财产公示方面，越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0年，越南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党政军及社会组织，国有企业副科级以上干部均需公开个人财产。而在中国，大批的官员成为裸官，政府官员，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均不敢公布其个人财产，致使财产公示流于形式，一拖再拖，引起巨大民怨。

在经济领域，越南亦成绩斐然。越南在革新之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革新以来，越南综合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

但是，在收入的均衡方面，越南却远胜于中国。2005年，和越南更被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盛赞为 “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而中国多年来不敢公布基尼系数，真是基尼系数，已达动荡线边缘，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阶层固化已成顽疾。官二代近水楼头先得月，“萝卜招聘”被人广为诟病。

越南基本实现了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且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行政权力，基本不干涉法院运作。

制度改革，越南后发先至。

耽误十年与耽误三十年

    公道自在人心，成败在于时势。

    越南革新开放能够迅猛推进，与其特殊的国家发展轨迹有极大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行至今日，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基层。而其起源，其实已经在建国之初。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之始，事实上，中国震动在全社会启动改革，比这个时间要晚，大约在80年代初。由此推算，新中国在建国大约30多年之后，才推行改革开放。

当初有经世济民才华的人士，已经在政治清洗中，靠边站了很多年，30年时间，整整跨越一代人，足以摧毁任何正茂的风华。后来培养的青年人，则由于教育的缺失，亦少有建设之才。由此，整个中国，在改革之初，上层改革的设计者和推动群体中，具有现代眼光和世界眼光者，可谓凤毛翎角。“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托词，而是现实。

但是，越南却不同。

越南在1976年宣布南北统一， 1986年即开始革新开放。

在此十年间，越南的南北经济模式的优劣，对比明显。

南北分治的时候，越南的南方基本上由美国人经营，实行现代体制，经济相对发达，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经济基础。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泰国。甚至西贡被称为“东方的巴黎”。而在越南统一之后，在南方采取了跟北方一致的政策，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对农村实行集体化，把资本主义“扫地出门”。

南方“北化”之后，越南人发现，不仅北方不行了，原本繁荣的南方，亦开始凋敝。整个越南，就开始了反思和对比，在维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南方搞经济的那一套，还是赢得了相当多的越南高层的认同。

此外，在长期的越南战争中，还有大批的干部，长期生活在南部，他们对于越南南部的经济制度，非常熟悉，对于发展经济，亦多赞同南方体系。

由此，越南在内外交困中，决定革新开放时候，阻力对中国小多了。中国发动了两个凡是的批判，进行了黑猫白猫论的总动员，同时，从1976年到1978年，经过了两年多才实现了核心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完成改革的组织准备。而越南在黎笋去世之后，仅仅半年，过渡书记长征，即高风亮节地将改革派阮文灵推上了前台。

由此，在越南全面推行革新开放时，大批前南越时期富有经营才华的企业家，商人，均有机会复出，贡献其才华，不似中国，经过了整整三十年，曾经富有才华的人已经垂老。越南的经营人才，虽然遇到十年挫折，但是经过蛰伏，依然可以唤醒，并没有出现人才的断代。

同时，大批在南方工作的干部，纷纷进入越南高层，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现代眼光，这样，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上，越南即与中国不同。他们步伐更大，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富有闯荡的勇气。

除越南改革的灵魂人物阮文灵外，前总理武文杰，前国家主席阮明哲，现总理阮晋勇等，都是越南党内改革派的棋手，而现在风头正劲的阮晋勇，正是典型的南方派，他的政治生涯，即从胡志明市发生飞跃。

南北统一至革新开放之间的时间距离，只有十年，不足以摧毁越南的市场经济血脉，抹掉其现代文明的积累，由此，越南的革新开放之后，对于现代文明的承接，比中国成功得多。

                                      高层制衡模式与一权独大

虽然中国方面非常忌讳谈论越南的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作为学生的越南，确实已经将老师甩到了身后万里之遥。

越南政治改革的最大突破，莫过于总书记实现差额竞选。而这一职位，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是讳莫如深，其权威至高无上，乃至一权独大，无人敢对其产生方式提出更改。

事实上，越南的改革，能够如此深入，得益于其善择时机，渐进突破的策略。

在实行总书记差额竞选之前，越南就先期实现了政治局设置的布局。2001年，越南即取消政治局常委，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越南的政治局规模也不大， 目前只有14人。

政治局核心成员，分工既明，分权制衡。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这种类似俗话所说的“狗咬狗”的模式，有效防止了一权独大。

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共高层，从个人和条块的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越南的这种高层制衡，不同于中国的“核心制“。

而正是有了前期的铺垫，使总书记不再是一权独大，对于总书记的差额竞选，才不致引来巨大反弹。2006年，在越南十大上，时任总书记农德孟与阮明哲竞逐总书记，最后农德孟连任。

在核心实权职位改革的同时，越南最大的突破，是国会代表这种相对虚职的普遍竞选制度。

2007年，在越南第十二届国会选举中，越南推行了国会代表差额竞选制度。从875位候选人当中选出500位新任国会议员，在很多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大代表或者国会代表，要不就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代表，也多数是花瓶和门面。而越南的直选则是真刀真枪，越南共产党中央推荐的代表，甚至都有两位数的落选。国会代表的竞选，增强了整体政治活力，亦使国会更能代表多数国民的意志。

而在越南共产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亦实行差额选举。大会投票确定了279名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包括中央委员候选人218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61人。18日，大会投票产生了175名中央委员和25名中央候补委员。本届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

虚职突破，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使越南改革的阻力减小，革新开放不断向前推进，越来越接近现代政治文明。

差额竞选，在中国往往被视为对在任者的挑战与不敬，收到残酷打压。要实现越南这种力度的差额竞选，中国仍任重道远。

传统之核与传统之边

在东亚，曾经的儒家文化圈国家中，作为文化圈外围的日本，韩国，目前均比中国大陆发达。不仅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腾飞，更实现了文化的革新。日本歌被中国广泛借鉴，韩流经常袭击大陆，即为明证。

越南改革能够后发居上，亦与其居儒家文化圈的边缘有关。越南虽与韩国，日本一样，曾受到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但是，由于其处于文明的边缘，按照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以及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的遏制领先法则，文明的边缘，更容易接受变革。而中国作为东亚威权体制的中心，长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带，其腐朽的传统文化和落后的制度，惯性太大，变革起来更难，更容易引起反弹。

日益出现的阶层固化，官二代对权力的垄断和变相世袭，隐形的等级身份制度等，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腐朽的封建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反弹。孔子竟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背后亦有一股封建复辟势力的推动。

当下，中国最大的文化问题，就是无法完成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纵使是民族先知毛泽东，以其鲁迅式的医生眼光，霹雳式的暴力手段，发动了悲壮绝伦的大革命，亦难以完全摧毁其腐臭的根基，不得不留下一口作践民族精神的巨大酱缸，吞噬民族的创新精神，独立精神，阳刚之气。

亚洲最西边的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亚洲最东边的日本，是目前儒家文化圈最富强的国家，绝非偶然。土耳其的凯末尔，强力以“摆脱腐臭传统，拥抱普世潮流”为特点的国策，实现了文化更新，制度更新，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的半吊子改革，以及二战后的宪政与文化改革，彻底实现了制度与文化更新。

越南作为儒家文化的边缘，改革的阻力相对中国要小，正如土耳其文化改革的阻力，要比阿拉伯国家要小一样。这是越南的幸运，亦是中国的不幸。

未来中国仍然需要一场持久深刻的文化革命，在彻底摧毁和清算腐臭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世界潮流，实现民族文化的再生与融合。温家宝说，中国的现代化仍需一百年，绝非虚言。

luckychang

灌水也有积分吗

jacobshen

了解一下

gigicurt

哎，中国要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