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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清朝官吏为何否定新政:会加重对百姓的盘剥
核心提示:他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
本文摘自:《文汇报》2011年9月28日,作者:戴鞍钢,原题:《新政困局与辛亥革命》
年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中外学术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仍有一些模糊认识。从大的方面来说,最惹人注目的是辛亥革命有无必要的争论。一些学者提出一种说法:告别革命。按照他们的观点,革命破坏性比较大,当时清政府已经预备立宪,再等几年就可以了,因此,革命没有必要。诸多史实有力地证明了清末新政的困局与辛亥革命发生的内在关联,揭示了官场腐败依旧且愈演愈烈、对列强的卑躬屈膝、全面铺开的新政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间的脱节、对民生的漠视和加倍的盘剥等严酷的现实,招致越来越多人的失望和怨恨,促使辛亥革命的生成和爆发。
20世纪初叶,民族危机空前深重。1900年8月,八国联军的铁蹄闯入北京,清廷仓皇出逃,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落脚西安,惊魂甫定的清朝统治者却依旧挥霍无度。《辛丑条约》后,清朝政府多方取悦列强,同时想通过推行新政,维持其统治,然而清皇朝已病入膏肓,不废弃君主专制制度,只做一些枝枝节节的变革,是无济于事的。慈禧七十大寿时,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讥嘲联语:“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岁祝疆无。”
另一方面,新政启动后,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但在实际执行时,各级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如果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的。但事实上,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即是其中的一个。他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然民力竭矣,再加搜括,恐成土崩之祸”,不可收拾;二是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皇朝有利。
张人骏从守旧的立场出发,不赞成新政,但他久历官场,对各级官吏的昏庸贪婪所知甚多,因而他的一些担忧也并非毫无根据。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包括裁撤冗衙、整饬吏治、修订律例、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废科举、兴学校等。1906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宪政”预备措施,如官制改革、设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这些举措无不需款,成为清皇朝财政的沉重压力。
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最终无不落到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庚子赔款后极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办公费用激增,恣意挥霍享受。于是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巧立名目,大肆敲诈百姓,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这就使清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处于更为紧张尖锐的状态。英国外交部档案中的《各驻华领事馆情况报告摘要》载:“因兴办和维持警政、学堂而增收捐税,显然易使这类革新在许多地方都不受欢迎。”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此番言论,并非虚语。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当时就有朝野人士指出这么多新政改革举措与政府实际财力的脱节。一方面是财政拮据,一方面却是借新政想方设法从中牟私利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新政的实态,于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官府对民众的盘剥有增无已,当时许多苛捐杂税是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陆续新增的,不少还是由地方官吏以至当地劣绅自行添收的,梁启超曾尖锐地抨击那些贪腐的官员“假新政之名,而日日睃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清廷谕旨也承认:“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时人感叹:“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地民众自发的反抗即习称的“民变”愈益高涨,成为辛亥革命重要的社会基础。
1911年的辛亥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发展,它深刻地反映了清皇朝统治的总体危机和民众对它的失望、怨恨和唾弃,包括新政在内的其种种“自救”举措已无力挽回大局,而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辛亥革命,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孕育、生成和爆发。无视或曲解这些史实,都是不可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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