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曾经更重要：林肯还是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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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曾经更重要：林肯还是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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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巧合怎么样？查尔斯•达尔文和阿伯拉罕•林肯同年同日生：1809年2月12日。在历史事件中，这至多不过是个小小注脚，微不足道。然而虽然它只是个巧合，但是当你第一次偶然得知它时，保证会使你不由得一怔。谁都知道达尔文和林肯是19世纪近乎神话般的人物，但是有谁曾将他们放在一起考虑呢？又有谁曾将进化论和南北战争放在一起加以评判呢？为什么要如此做呢，莫非是要写关于19世纪划时代事件的学位论文不成？然而差不多出乎本能地我们想说他们是属于同类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伟人，也不仅因为他们恰巧是完全同时代的人。更准确的说，是因为这位科学家和这位政治家各自触发了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
　　你如果对这两位与众不同的人刚一做比较，就会发现比因巧合的生日而相同的星象表更多的特点（作为宝瓶座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固执、爱幻想、宽容、思想自由、叛逆、和蔼的，除了孤僻和不偏倚——嗯，到此为止都是好的）。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对他们做了两份介绍：历史学家戴维德•R•考特斯塔的《叛逆的巨人》和纽约客作家埃德木•高坡尼克的《天使与时代》。考特斯塔写的林肯和达尔文的传记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但是他所写的两人相似的传记却足以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二人。两人都在幼年失去了母亲，都经历过情绪低落（达尔文还遭受过多种后果严重的胃病和慢性头痛），都同宗教疑点进行过斗争，都与父亲关系紧张，都有过孩子夭折。在二十多岁的大部分时候两人都在努力试图确定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而且谁都没有表现出很多以后能成为伟人的迹象，这样直到中年：达尔文在50岁时出版了《物种起源》，次年林肯赢得了总统职位。两人都喜欢独处，行事谨慎。达尔文的大部分朋友关系靠通信维持，在他年轻时乘坐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小猎犬”号进行了五年的航行后，几乎没有再离开过他在英国乡下的老家。林肯虽然更是一位公众人物，但他却谨慎地保持着自己乡巴佬的形象，以至于他的朋友和对手都低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巨大的、几乎是马基雅弗利式的才能。
　　他们出生的时代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那个时代成了衡量他们的成就、他们使世界改变程度的标准。在他们出生的那天，托马斯•翟福森的第二次总统任期还剩下三周；乔治三世仍坐在英格兰国王的宝座上；启蒙运动被浪漫主义所代替。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支柱、信仰的中心观念，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而且人类是上帝造物的最高等级。还有，自从奴隶制建立以后，梅森—狄克森线两边的一些人一直是接受它的——例如，在纽约州奴隶制直到1827年才被废除，在英格兰自1772年起奴隶制就是合法的，直到1833年在英国殖民地被废除为止。至少在起初，达尔文几乎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家——一个受过高级训练的专家，他所用的专业词汇是如此深奥难懂，以至于他只能与其他的科学家说话。
　　达尔文几乎独自地重新定义了生物学，但他只是作为博物学爱好者、甲虫收集者、岩石迷、一个22岁的富家子弟开始的。他开始没有认真对待成为一名医生的想法，然后也没想作牧师。作为一个能够在船长的餐桌旁提供令人愉快的谈资者，他被允许随“小猎犬”号出海。他的父亲差点儿命令他不要出海，因为担心那只不过是他的又一个无目的的行为罢了。多年前，达尔文医生就斥责他的十几岁的儿子小达尔文，说“你除了打弹弓、玩狗、捉老鼠，什么也不关心，你对你自己和你的整个家庭来说都将是个耻辱。”这位父亲怎么能够知道，五年后当儿子回来时，他不仅摆脱了无目的，而且代之以有科学意义的怀疑主义和求知欲，这种状态是如此严谨和持久，以至于使得他几乎成了工作迷，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达尔文还产生了一种极具颠覆性的观念，以至于他将其保密了二十年。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凭自己一个人做了所有的一切。他成了现代的大多数没有享有研究院津贴、专项拨款或甚至是大量同业审查的科学家的真正典范。（当你的工作是成功的，无疑将会清除文明社会中的障碍物时，要得到赞成的倾听是困难的。）达尔文也许是富有的，不需要援助，但是就他的职业来讲，他是一个自我奋斗的成功者。
　　林肯是一个更为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奋斗者——一个神话般的成功开拓者的活生生的体现。林肯同达尔文一样，不是学习速度很快的人。两人为掌握一门学科要学习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们都有一颗永不停歇、渴求知识的头脑。林肯小时候大约上了一年学，但也是这儿上几个月哪儿上几个月这样念的，之后他就是自学的。为了当一名测量员，他掌握了三角学；为了当一名律师，他独自研习了布莱克斯通的著作；他背诵了《圣经》和莎士比亚作品的很多段落；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在美国众议院工作了一个时期，为了训练大脑，他学习了欧几里德几何学。之后不久，他的神话就有点多了（实际上他出生在一个带有泥土地面的小木屋里）以至于我们开始希望能找到些缺点，这儿就是：一桩不美满的婚姻，某些关于种族卑下的笨拙的评论。然后还有那些糟糕的笑话，我靠，即使在这些笑话里，他实际上也可能是机智诙谐的：“我忍受了很多并无多少恶意的奚落；而且我也得到了很多并非完全没有恶意的友善。我已经习惯了。”
　　也许这个令人有些难以捉摸的人的最神秘的方面就是不知在人生的什么时候，他怎么使自己成了美国做好的散文作者之一。在一篇雄辩的演说之后林肯统一了北方，这篇稿子如此耐人咀嚼，以至于不管你读了多少遍，他的文字依然那么清新生动。达尔文写的几篇科学论文之一（也许是唯一的一篇），是值得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他们的文章都需要读原文，而不是读改写本，因为两人的文章就只这么多。读了这些文章，会使你对这两位难以捉摸的人物多些了解。既然他们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他们就是我们应该去了解的人。
　　达尔文似乎只能够用他手中的笔思考，他总是禁不住要记笔记、列清单。在他向未婚妻求婚之前，他列了一份支持和反对这门婚事的理由的大单子。他出版的第一本书《小猎犬号见闻录》，是一本经过整理的他周游世界五年的航海日志，他对沿途看到或收集到的动植物做了坚持不懈地细致观察。对达尔文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观察和检验，然后把他看到的记下来，努力搞清楚其中的意义。
　　据小猎犬号航海日志和他自己的日记记载，达尔文象一个刚从业的年轻记者，提问题，记笔记，为他发现的各种生命而欣喜，不管是活的还是化石记录的，不管是在南美、澳大利亚还是在佛得角群岛。对达尔文而言，当他发现进化现象时，并没有那种“找到了！”的欢呼时刻。在1836年离开小猎犬号之前，他就逐渐明确地相信，与普遍的观念相反，生命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物种是变化并演进的。在这次航行结束前不久，他仔细思考了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看到景象：“那些岛屿相互毗邻，彼此可以看见，仅仅拥有少量的动物，栖息着一些结构略微不同并且在自然界中存在于相同的地方的鸟类，当我看到这些岛屿时，不由得猜想这些鸟类仅仅是一些变种……。即使这些观察有最少的基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物学也将是完全值得考察的，因为这些事实将摧毁物种稳定的观念。”他所没有发现的只是这一变化过程的控制机制。直到两年后，他读了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由过剩人口的无法改变的需要导致的人类之间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竞争的文章，他产生了自然选择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一切现存的物种实际上都是经过演化了的。物种是进化的，最适应环境的物种将生存下来并通过竞争挤掉其它物种而留下更多的后代。
　　与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一样，达尔文也同样感到恐怖，因为他知道这一理论的后果。人类不再是生命的顶点，而仅仅是她的一部分；生物是机械的、无目的的。在给一位科学家同行的信中，达尔文写道，吐露他的理论就“象披露了一件谋杀案。”令人稍感惊奇的是，他没有急着发表他的理论，而是压下了它——达20年。他开始做一系列的笔记，在笔记中他完善了自己的理论，记录了在一些完全不同的领域中，象动物饲养和藤壶中的研究成果。五六年过去，他用完了一个又一个笔记本，其中在一个笔记中他开始提出从其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形而上学问题。动物有道德感吗？上帝的观念从哪里起源？
　　这种质疑的精神是达尔文的性格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在他的已出版的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在读《物种起源》的时候，你会感到他仿佛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在与你谈话。他从不专横，从不带有威胁性。相反，他总是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事物，而且当他提出问题时从不遮掩修饰，他似乎是真诚地想知道答案。他也是个出色的“推销员”。他知道自己必须说的东西对普通读者而言，不仅接受起来是麻烦的，而且理解起来也很困难——这样的话，他的作品很难不失去“顾客”。这本书不是以理论，而是从可能最鄙陋的地方开始的：谷仓院，当达尔文以这种方式给我们介绍物种变化的思想时，我们，或肯定是他的19世纪的读者，将容易领会——关于家畜的饲养。达尔文的思想特点在这本书中到处都有明显的体现，而且他的性格也是如此——大度、思想开放，并且总是尊重他了解的那些与他观点不一致的人，因为正如你所料到的他毕竟与信仰上帝造物的人结了婚。
　　与达尔文一样，林肯也总是禁不住地在纸片上草草记下一些词组、注释和想法，然后将这些笔记保存到衣兜里、抽屉里，有时是他的帽子里，它将笔记堆积在这些地方直到在某一封信、一次演讲或一个文件中找到它们的用处。他也总不由自主地做修改。他知道，听到的词与看到的词感觉是不一样的。1861年他在伊利诺斯州春田市发表了感人的辞别演讲后，乘火车到了华盛顿，如果他写的文章有任何不可靠的迹象，他就会在发表之前立刻修改自己的言语。
　　盖提斯堡演说显然是以相当类似的方式构思的。1863年冬春季节是美国最艰苦的时候。在西部，格兰特因为对威克斯堡的包围拖延较久而陷入困境。在东部，南军在昌斯劳斯威尔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自从《解放宣言》在1月1日发表后，北方的人们惊呼那正是他们为之而战的。保存联邦还是废除奴隶制？林肯敏锐地意识到他必需澄清这个问题。北军七月初在盖提斯堡战役的胜利是他得到了一直在寻找的机会。
　　有些盖提斯堡演说的听众声称回忆起了在演讲期间的欢呼声，但是大多数人却没有，在很多观众意识到林肯讲完了之前，他已经回到了座位上。这时演讲可能持续了四个小时。爱德华•埃弗里特按计划在林肯之前演讲，他将演讲限制在两个小时。林肯在两分钟内就说完了他必需说的话。精炼正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的一些显著特点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位总统演讲的内容和方式。
　　用开始的29个词，林肯实现了他到盖提斯堡的目的——它解释了这场战争对联邦的意义：“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父辈被带离家园来到这片大陆，一个新的国家在自由城孕育，而且献身于这一信念，即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可能是以一个论点的形式提出了这一主张——所有人的平等是这场战争的目的之一，而不是将这一论点作为事实来陈述——这个国家是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的；这是我们努力战斗所要保护的。这里暗示了一个条件，而且是唯一的条件，在这句话中的命题是：平等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它是我们信仰的东西。在下一段，他继续陈述关于这场战争事件的思想：“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国内战争，这正考验了这个国家，或任何如此孕育和建设的国家是否可以持续长久。”换句话说，共和的民主制度成败未定。在这次演讲之前，即使是在北方，这一思想也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在272个词里，他如此彻底地定义了国家的原则，以至于今天也没有一个人想另外争论它。
　　林肯的政治才华有两个重要方面：他能令人不可思议地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什么可以做，还有他的改变自己的观念以适应环境和事态发展的能力。1838年林肯在春田市青年讲堂演讲关于公民对法律制度的责任时就用了象这样的词语“使对法律的尊重通过每一位美国母亲表现出来，影响到坐在她们膝上咿呀学语的孩子。”将近30年后，在1865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说（其中也提到一位母亲和孩子，但是差别很大）：“不要以恶意对待每一个人；要对所有的人仁慈；坚持正确的事情，既然上帝使我们理解了正义，就让我们继续奋斗以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去医治国家的创伤；去照顾即将参展的男人，去照顾他的寡妇，照顾他的孤儿——去做能够实现和保护在我们之间和与任何国家之间的正义与持久的和平所要做的一切。”
　　这是圣经的语言，但即使有这种修辞也并没有使我们信仰圣经，林肯在一段话中就提到上帝六次。但是是哪一种上帝呢？林肯的宗教信仰经历也许是他的生活中最复杂的方面。他的法律合作者威廉姆•赫恩灯发誓保证林肯是个无神论者，诚然，有很多分散在林肯的演讲中的提到上帝的文件资料。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进行，林肯的演讲变得具有更多的精神色彩，常规性的特点较少了。林肯是一个信徒，但是仅仅说他信仰什么是困难的。他经常说到上帝的意志，但这只是和他经常坚决拒绝解释上帝的目的一样。而且他从没有断言上帝是站在他的一方的。
　　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提到的上帝完全令人难以理解：“上帝有他自己的目的。”林肯提到，这些目的之一可能就惩罚允许奴隶制这种罪过存在的北方和南方。传记作家戴维德•赫伯特•刀讷德认为林肯然后说了一段“美国公务人员曾经说过的最骇人的话”：“我们天真地希望、热切地祈祷这场巨大的战争灾难快些结束。然而如果上帝愿意，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这些由奴隶们两百五十年来无偿劳动积累的全部财富消灭为止，直到曾由于鞭笞而流的每一滴血被另外那些人遭受刀枪而流的每一滴血所补偿为止，三千年前据说就是如此，那么现在依然要说‘上帝的裁决是完全正确和公正的’。”就在这时，当他恰好将听众们带到悬崖边上时，林肯脚跟一转，将所有的时间和结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要用怨恨对待每一个人；要对所有人慈悲……”即使在今天，读对以前事情所做的这个事后总结也象是从一个隧道里出来进入了到明媚的阳光下——或者是从一场夺走了六十多万人生命的战争中走出。林肯理解语言可以医治伤痛，他知道什么时候运用它。
　　正如马克•吐温一样，林肯铸就了我们今天认为是美国风格的东西：直率，有节奏性，强壮，美丽而不仅仅是漂亮。达格勒斯•L•威尔森在《林肯的剑》一书中的评论，是对这位总统作品的极好的分析，他认为林肯的作品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学性的，但他与梅尔维尔或梭罗完全一样，“使表现某种独特的美国方式的文章变得完美，即美国理解与整理经验的方式。”林肯说话的内容和方式是统一的。除了表达演讲内容的词语，你是不可能想象盖提斯堡演讲和第二次就职演说的语言的。
　　林肯和达尔文都是革命家，在这个意义上两人都将他们出生的年代盛行的现实观念彻底颠覆了。他们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而且是合理的）现代的，因为他们离开时留下的世界跟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考虑到他们同样巨大的贡献，还有他们巧合的相同的生日，我们很容易想问：他们谁曾是更重要的人？这是个苹果与橘子，或超人与圣人相比较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将这一问题限于影响力上，再来思考如果他们中的一位没有出生过，那么可能会怎样？如果你再将这个问题问周围的人，那么天平会很快地偏向支持林肯的一方。和达尔文一样可称得上一颗引爆的炸弹的，而且象达尔文关于进化的著作（E. O.威尔森称其为“世上最伟大的科学著作”）同样伟大的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他独立地提出了很多相同的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思想。威尔森的评价对人们记起达尔文因考虑到将被同行的博物学家华莱士抢先出版而急忙出版了《物种起源》并无妨害。换句话说，达尔文的理论的出现无疑有一个必然性。19世纪初期关于进化的思想在各地都有披露，虽然它们中没有一个象达尔文的学说那样有说服力（直到华莱士出现），然而并不是好像达尔文是唯一个有进化论思想的人。
　　相反，林肯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将林肯从历史中去掉，那么谁也不知道美国可能会怎样。诚然，他当选总统激起了南方十一州的脱离，接着是内战，但是这场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一个如果仅仅什么时候的问题。一旦在位，林肯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人。就像詹姆斯•麦克佛森在即将发表的文章《林肯作为总司令：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中论证的，林肯指挥这场战争对北方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格兰特来救援之前，林肯是自己的最好的将军。一旦他被暗杀，我们无疑地是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南方各州的重建会被惩罚性地执行，然后重建被抛弃，使得创建种族平等的问题被推到另一个世纪。还有，林肯说过和写过的东西与他所做的同样重要。他用使北方统一的语言指出了这个冲突，而且至今仍激励着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益加巍然耸立——益加感人，而且也益加神秘。其它一些总统，即使是那些伟大的，也是比较容易分析的。林肯却是永远超越于我们的理解力的——虽然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据估计，除了耶稣，关于林肯的书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即使达尔文并不是象林肯那样不可替代，但这并不会否认他的成就。没有人能更好地阐明他的理论——或者因不能很好地表达其含义而使读者苦恼。达尔文同林肯一样勇敢。他冒着牺牲健康和名誉的危险提出了这一思想，即我们人类不是超越于自然的，而只是它的一部分。林肯发起了一场战争（而且最终成了这场战争的受难者）以确保实现没有人拥有控制其他人的权力这一信念。他们相同的生日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以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观察他们——他们每个人怎样被其环境所塑造，怎样对操纵他们所出生的那个世界的信仰做出反应，怎样重新塑造了他们所在的世界并使其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
　　答案：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