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升级：向内还是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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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升级：向内还是向外
众所周知，产业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链优化，但实施起来又谈何容易。

实施难题

在产业链领域。全球三大铁矿石企业垄断着铁矿石的定价权，致使力拓一家的利润超过了中国所有钢厂的利润。而即使有“代工之王”称号的富士康，给苹果公司代工组装Iphone手机所获得的加工费也不足手机价款的1%。80%收入来源于利差的银行业轻松实现资本收益率20%以上的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也仅约10%。于是，中国的企业日渐疏离实业，纷纷进入资源和金融领域，但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显然缺乏政策优势，因而不断地被挤出，尤其在金融危机和2010年后，于是，市场抱怨“国进民退”要求破除国企垄断的声音四起。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双方和谐“分赃”，但作为中国市场整体而言，疏离实业造成产业结构继续畸形化和低端化的结果已经不可避免。

在技术进步上。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全球越来越复杂和严苛的技术壁垒。近年来，欧美日三大贸易伙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已从针对产品本身的性能、质量、安全，发展到生产、包装、标签标志、加工运输等全过程。据2010年一项遍及31个省级区域总共2598家出口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欧美日澳四地因技术壁垒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占直接损失总额分别37.32%、27.02%、6.10%和5.73%，总共超过75%。尤其是欧美延续源自巴统以来的传统，对华高技术出口更是直接限制。2011年6月，美国公布的《战略贸易许可例外规定》，将中国排除在44个可享受贸易便利措施的国家和地区之外。同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修改欧盟出口规定的立法决议，以加强对欧盟国家出口“双重用途产品和技术”的检查限制，中国显然也在限制之列。

即使在民品领域，如工程机械行业，尽管三一重工[13.25 -2.57% 股吧 研报]、徐工机械[14.64 -2.85% 股吧 研报]、中联重科[9.08 -2.78% 股吧 研报]、柳工[0.00 0.00% 股吧 研报]等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巨头都纷纷通过海外并购、发展配套件等途径提升竞争力，但中国企业的并购依然是在核心配套件方面处于第二梯队、甚至第三梯队的外资品牌。工程机械行业最核心的几家配套件企业，如发动机品牌康明斯、五十铃、洋马、久保田，液压系统品牌川崎、博世力士乐，并不愿意出售给中国企业。而在过去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爆发式增长的5年中，该行业70%的利润依然贡献给了外资高端零部件配套商，中国主机生产企业赚取的只是微薄的利润。中国1700多家机械行业收入和利润仅与美国卡特彼勒一家相当，技术附加值差距可见一斑。

不得已之下，中国开始转而向内寻求技术突破，尽管政策出台一再迟缓。尽管晚到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才提出要研究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但迟迟也不曾推出具体政策。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终于联合下发《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推进的重点，之后更是修改产业指导目录取消众多投资限制推动技术引进。同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明确要重点推进研发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生物技术服务八个领域的高技术服务业加快发展。而高技术服务业正是 “中国制造”向“精细制造”转型的关键。

然而，“中国制造”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却依然被忽视了，这在离岸金融结算以及服务贸易出口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正是产业链难以延伸获取更高附加价值，以致于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的原因。

转型命门

不可否认的是，国内企业在产业转型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在本轮以降低成本为特点的全球化分工到顶的当下，国内城镇化和制造业内迁只是对当前模式的继续，尽管对财富的区域分布均等化是个进步，有利于刺激消费，但并非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向低成本的非洲转移也是如此，而政治风险和供应链保障也是个问题)。更何况，中国消费总额只有1.6万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6，由此决定了内需无法容纳当下中国已经形成的庞大的世界级产能。

因此，中国在产业布局和产业升级上，一是要适应贴近市场的全球产业分工新趋势进行产业转移。二是要完善并优化国内供应链，国内要长期保持制造业高中低全产业链生产的方式，不仅有利于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就业继而带动消费增长。三是要发展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同时尽可能增加全球服务外包份额，以服务业带动制造业的升级。四是要把产业升级建立在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之上。

在技术进步上，不能简单停留在谴责西方对华限制高技术出口的低级水平上，关键还需反思中国落后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等机构的调查，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影响，跨国公司的许多尖端技术及尖端产品仍然在海外生产，在中国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成熟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例如三星公司把技术含量较高的液晶显示屏的生产转移到马来西亚，电子业巨头摩托罗拉是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该公司最大的半导体装配和测试车间却设在吉隆坡。此外，世界制药巨头辉瑞、葛兰素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数额有限，其中原因之一是担心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中国的仿制能力那么强，如果搬到中国，一是产品质量无法控制，二是核心机密可能泄露。目前看，尼康的高端产品不会迁往中国，而是会迁往马来西亚。”

在促进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发展上，国内僵硬的政策和举步不前的改革更让人痛心不已。僵硬的跨境金融管制，让中国这个全球进出口第一大国无偿向境外金融机构奉送了巨额的结算业务。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近日指出，由于监管层长期以来禁止境内金融机构设立离岸结算账户，工、农、中、建、交几大银行至今仍无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权力。其中，超过1.5万亿美元规模加工贸易性质的离岸结算，5000亿美元在新加坡，3000亿美元在香港，2000亿美元在爱尔兰，其余分散在台北、东京和首尔，而中国大陆试点规模不足1000亿美元，致使约1500亿元人民币的税收和近2000亿元的银行收入流失在外，还丧失了中国高级金融会计师等行业的繁荣。

安邦咨询有研究员指出，如此肥了他人亏了境内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还有不少，对于此类境内金融机构即使不做境外机构也必然填补的跨境金融业务，完全可以放手让中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去做。如果连这些毫无风险的跨境金融结算和汇兑业务都不敢向境内金融机构放开，中国的银行业何时才能从境外金融机构手中接过海外理财业务？而近年来境内居民的海外理财需求已经越来越庞大。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外汇结算方式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甚至给人民币国际化开了倒车。根据西联商业对1000家中国出口企业进行的调查，1/3以上的企业表示，它们更喜欢得到人民币付款。据悉，外汇结算手续繁琐，时间长达一周，而人民币付款仅需一天，致使中国的出口企业宁愿提供多达8%的折扣以得到人民币付款以加快现金流状况。

重制造轻服务的中国，不仅抑制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更无法适应未来波澜壮阔的服务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尽管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排名世界前五，但总量依然只相当于德国的一半和美国的1/4，并且主要服务贸易部门还只是运输和旅游，这两者就占了服务贸易出口的一半以上。而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出口，更是惨不忍睹。2008年，中国金融服务出口仅为区区3.2亿美元，专利与授权出口也是5.7亿美元，都远低于巴西，更不用说作为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大国的中国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服务出口还不足印度1/8的尴尬境地了。正是因为中国不重视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的发展，造成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长期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与产品贸易相比也极为不协调。中国产品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已近10%，但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比重不足6%，差别巨大。而在同为制造业大国的德国和日本，两者比重差别也就1-2个百分点。至于其他发达国家，如美英法西等国的服务贸易占世界的比重均显著高于产品贸易。

相关制造业的服务业的发展，显然已经成为产业转型的命门，也是可行之道，而在许多领域，只需修改一下僵硬政策即可，而如此无损国内任何利益集团、轻而易举改变之事，还要拖延到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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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