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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1978年的语文教学:花三千多课时学 高中还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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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2 11:45: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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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语文教学:花三千多课时学 高中还不过关




核心提示:周正达(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就提出来说,中小学语文花了三千多个课时学习语文,结果呢到了高中毕业,语文还不过关,他说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他这篇文章据说小平同志看了,还给加了一句话,叫做岂非咄咄怪事,花的课时最多,但收效甚微,这种状况实在是不能容忍。也就是说,对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凤凰卫视2012年2月2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百年语文 春天来了
孩子们(课文朗读):春风吹,天气暖,冰雪融化,种子发芽,果树开花,我们来到小河边,来到田野里,来到山冈上,我们找到了春天。
陈晓楠: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来说,这样的朗读声或许犹在耳侧回响,今天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只是那些当年坐在简陋教室里朗读课文的孩子们,或许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么幸运。
这种幸运在于他们获得了进入课堂学习的机会,而且不仅如此,他们也读到了新的课本,一本带着春天气息的课本。
解说:翻开当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第二册,春的气息扑面而来,从第一课《春天》到《小燕子》《桃花苹果花海棠花》《泉水小溪江河湖海》,活泼的文字配以简单的插图,大自然就这样偷偷地溜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孩子们:微风悄悄地送来了春天,地里的泥土化冻了,变松了,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着厚厚的地毯,麦苗醒来了,舒展着嫩绿的叶子。
小柯(七十年代生人):我记得有一课就是《小蝌蚪找妈妈》,好像是不是有一课文,当时我记得,学完那个课本之后,我们一大帮同学就去抓蝌蚪了,就知道好像有一个东西叫蝌蚪,然后当时就在找,说哪儿会有蝌蚪,后来别人告诉说,在高粱桥附近,那儿有一条河里边都是蝌蚪,然后我们就跑到那儿去,拿着各种容器去找。
还有一篇课文是《蚕》吧,也是学完那个之后,然后大家就去养蚕,那老师组织着我们去养蚕。蚕很好找,但是桑叶不好找,我记得到处去找桑叶,不认识桑树,就去找桑树的图片来看,然后根据图片去找桑叶,记得当时就是官园那个,后来是儿童活动中心,当时还有一部分是很大的很高的墙围着一个区域,那里边都是高高的桑树。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怎么爬进去,怎么采桑叶等等这些东西,那也就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孩子们:春天来了,它来到教室里。
陈晓楠:然而此时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弥漫着春天气息的课文背后却承载着一个时代巨大而深刻的转变。
1978年3月26日,一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文章的标题是《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作者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这篇短论文章直接批评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
周正达(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就提出来说,中小学语文花了三千多个课时学习语文,结果呢到了高中毕业,语文还不过关,他说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他这篇文章据说小平同志看了,还给加了一句话,叫做岂非咄咄怪事,花的课时最多,但收效甚微,这种状况实在是不能容忍。也就是说,对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这种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解说:就在几个月前的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上,教材改革被作为重中之重,提上议事日程。随后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邓小平几次就教材改革同教育部门负责人进行谈话,他同时希望197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中小学生们就能用上新教材。
周正达:小平同志第二次出山,他自告奋勇抓,一抓科学、二抓教育,而抓教育他就具体地抓两件事情,一是恢复全国高考,一个就是恢复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
顾振彪(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这样他责令就是说,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编教材,但是人教社的人都下放了,分配到全国各地了,他就重新往回调。
周正达:从全国抽调了二百多教师、编辑和专家,到北京聚合,召开了一个名义叫全国中小学教材会议,以会议的形式来组织编写,全国统一使用的教材,统编教材。
解说:也就是在这一年,已经在人教社闲散了五年的编辑刘国正重新有了正式的工作,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位教材编辑者,先是被集中到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然后又搬到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刘国正(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我们在香山住了一年半呢,所以中共中央拨了一大笔钱给我们,调集全国的有名的教师来编书,紧张的不得了,还是延续过去的做法,天天加夜班。因为大家都在一块儿了,所以夜班加起来也热闹,十二点睡觉就算早的了,然后大家去吃夜宵,两大盆面条,吃了以后再干或者睡觉,现在回想起来,又舒畅又高兴,但是也还带着过去带镣铐那种痕迹,还带着痕迹,不是一下能取消的。
解说:此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极左思潮的余烟依旧四处弥散,受此影响,教材编写组内的争论尖锐而激烈,如何甄选课文成了编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张厚感(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就牵涉到有一个什么呢?文言文选多大的比例,就吵来吵去,我们叶社长和那个浦同修去医院给邓小平汇报的时候,邓小平问了,现在还学不学古文呐?学学,马上老叶插了说,现在好像学百分之三十这个样子啊,邓小平说,噢,就这个样子,话不多。
后来回来传达,老叶说小平觉得这个好像很重视文言文呐、古文呐,我做汇报的时候,看神态好像不太够,还要多选,浦同修说我理解不一样,这够多了,是多还是少,谁都不知道。当时就是这种氛围,有些问题就说,特别对语文知识,语法学多少,也争论来争论去,文言文选多少,选择的政治标准都放在什么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周正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文想增加太多不可能,想减少得太多也不大可能,所以基本就维持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程度。
陈晓楠: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这一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向人们宣告科学的春天来了,华罗庚、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这些科学家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偶像,在向科学进军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了知识的严重匮乏,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怀着空前的热情,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
而这一时期,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2000年这样的课文,出现在了小学语文课本当中,语文教学也开始逐步走上了正轨。
解说: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于漪老师,是上海杨浦区高级中学的名誉校长,三十四年前的1977年,她还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的时候,她讲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大上海沈甚至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
于漪(语文特级教师):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教育部门的一个导演来要我上课,我问他教什么?他说随便你,我就教了个《海燕》,这《海燕》教材没有啊,因为封资修啊,全部捆在那边,我们图书馆那个老师两个人去找到,找到了以后就印出来,教《海燕》。
《海燕》课文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他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于漪:我很明确为什么教《海燕》,就是因为他说随便你教什么,那我就不用那种教材了,就《海燕》嘛,对吧,乌云是遮不住的,对吧。这种解放的感觉,因此我就要教这一课,在天上翱翔,对吧,不惧暴风雨,那我们老师解放了,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就选了这一课。
直播,当时没有录像,直播,千家万户都再看,那个是个小电视,就是那个九寸的黑白电视,家家户户在看电视,就是看《海燕》,我就没有什么顾虑,我就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获得,再次获得解放的感觉,就是上这个课。所以当时很奇怪,万人空巷,就是这,那很简单,就是学生也上得很好,他有共鸣啊。
解说:与其说《海燕》成就了于漪,不如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一位教书育人的楷模,就在于漪公开课在上海引起轰动的时候,远在北京的满足人教社的编辑们却在为新教材的编写绞尽脑汁,就在这年年底,在历经五个月的讨论甄选后,第一套全国统编初中教材初稿以及新的教学大纲编写完成,然而当这套样稿呈现给笔杆子胡乔木审看时,却被批了七条意见。
周正达: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意见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课本不是经过认真研究,和过去差不多,我们当时听了这个批评之后呢,开始不太理解,说怎么费了那么长的时间编的这套课本和大纲怎么会跟过去差不多呢?后来仔细一琢磨,觉得乔木同志说的话有道理,因为新的大纲是按照人教社1963年的大纲改写的,新的教材是按照人教社1963年的那个教材那个版本跟那个基础改编的。
那从1963年到1978年,十五年的时间,当中还横着一个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文革以后编的教材和文革以前编的教材好像没多大变化,这个的确是好像是差不多。
解说:很快编写组又收到了来自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重要反馈意见,令编辑们意外的是,叶圣陶的反馈意见同胡乔木的意见居然有着惊人的巧合,不仅同样是七条意见,而且最重要的一条,居然也是说这本教材与以往变化不大,叶圣陶甚至说,这本教材跟五十年前的课本几无差别。
周正达:他说五十多年来很少变革,这五十多年一查的话,就是北洋军阀时代了,北洋军阀时代,那时候编的东西那跟现在编的也没多大变化,那么现在的问题就严重了,是吧,那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跟过去差不多,不是说文革以后和文革以前差不多,而是说跟解放后和解放前差不多,解放前的话呢?那抗日时期又过去,还到北洋军阀时代,跟这个教材也差不多,这一次问题就很严重了。
解说:与此同时,送达中宣部审查的意见,也转达下来,负责教材审查的徐特立先生,在审看了教材之后,专门给华北区教育部门的领导回了一封信,信中批评说,这些教材跟辛亥以来的教材,无甚差别。
周正达:辛亥是哪年呢?1911年,那比刚才说的1922年又往前推了十一年,也就是说这个当时就看的这个课本,1948年编的课本就和辛亥革命1911年编的课本就没啥差别,徐老接着说,说这是中国历史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的问题。
解说:教材大纲反馈回来的几条意见都直指要害,显然非改不可,然而此时的时间已经到了1978年2月,离邓小平限定的,给孩子们用上新课本的新学期开学只有半年时间了,按照倒计时,大的修改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周正达:如何保证你的课前到手呢?就说这个教材当时印刷周期是半年,必须半年之前定稿,印刷、抢印、运输最后分发,才能到位。到了现在来讲,已经到了2月份了,临时编新书不可能,这怎么办,只好就原有的这个教材就是送去被受到批评的教材,就做一点小的调整,就把所有的文言文都调到后头去,白话文放前头,文言文放在后头,这就是这个调整跟改进,完了以后基本上就照着印了。
这意思就是说,先解决有无问题,暂时呢先用,至于这教材本身应该说,应该是宣判死刑的,不过要缓期执行,缓到什么时候,缓到有新教材可以取代他为止,但是这套教材,因为没有一套新的教材能够取代他,所以迟迟没有取代,它就不断地往下延伸。
解说:1978年秋天,全国中小学新生,还是如期领到了带着浓重油墨香的新教科书,它们的封面上都印着人民教育出版社,这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
陈晓楠:1978年秋季中小学生们拿到了新书,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一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很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和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面,汲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而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解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耳熟能详的《春晓》,出现在了小学语文的课本中,与此同时《锄禾》《咏鹅》《画》这些贴近孩子生活的诗歌,也在小学课堂里琅琅响起。
李勇(语文出版社编审):我是1977年入学的,在我后三、四年入学的,他们的课文我翻了,我觉得好一点,包括什么桃花开了什么的,燕子飞回来了,就有这些东西了。
解说:同一时期的语文教材中《卖火柴的小女孩》《穷人》《伟大的友谊》《月光曲》等较多的外国纯文学作品以及少量的外国散文类作品也入选其中。
周正达:国外的一些作品呢,也是在放宽,放宽了这个标准,文革前选国外的作品呢,基本上就是选苏俄作品,就是苏联、俄罗斯的作品,对其他的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一些作品选得很少,这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毛病,就认为苏俄吧,比较接近属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而西方呢就会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体系,文革以后这点就比较放宽了。
除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像这个雨果呀、托尔斯泰呀、这些作品他都会选。
王馨(八十年代生人):就是我们学习中的一个小趣事,就是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那一篇,然后其实那一篇是很讽刺社会的一篇文章吗,然后但是就是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也是老师让预习,回家,然后他也是作为一种作业的检查,他上课的时候要同学站起来读这个课文,然后正好叫我斜后面的一个男生,他就回去没有去预习,于是他是现场开始读的,那现场读肯定是读得磕磕绊绊的,于是老师就已经开始,就老师脸拉下来了,就觉得很不高兴,就想这个孩子肯定回去没有做作业。
更搞笑的是就是他在读到就是有一句是说他竞选州长然后有一些黑幕,然后有一些他竞选对手会给他捣乱,就是派了一个小孩上台去抱住那个他的大腿,然后叫他爸爸,读到这一句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因为他没有预习过,他不知道这个情节,他特别的惊讶,然后他就读,他抱住了他的大腿,竟然叫他爸爸,然后特别大声读那个爸爸,然后全班一下就都笑了。
但是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首先是这是作者写的很成功的地方,因为他这个同学没有预习,所以他呈现出一个读者原始的阅读的这种现状,所以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会真的很吃惊,那其实这是作者抛的一个包袱,然后这是他要讽刺的一个幽默的点。
解说:作为语文老师,闫频切身感到语文教材内容的变化,同许多从知青年代过来的年轻人一样,教材中的许多课文,闫频都是第一次读到。
闫频(北京示范大学教师):你像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什么就是《卖柑者言》啊,什么《卖油翁》啊,还有什么《口技》啊,还有《马说》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很精彩,那个场面描写。
你像那个《口技》描写那些场面多精彩啊那些是吧,那以前我们就都没学过,实际上我教学生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读这些东西,然后感觉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教他们的时候我也在学啊,我等于是在用我的教学弥补了我中学的缺陷,用这个语文的课本,感觉特别享受,那时候觉得就当个中学老师,主要是觉得自己没有很好地享受到,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没有享受到中学那么宝贵的一段语文教学的语文学习,所以等我当了语文老师就觉得特别的享受。
解说:经历过一个干瘪的年代之后,这些已近中年的老师,重新走进图书馆,打开那些已经被灰尘遮蔽的作品,找寻心灵的湿润,与此同时,他们也把这种湿润,带给自己的学生,那些正在成长的孩子们。
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包了书皮的语文课本,只是王馨珍藏的语文课本里的一部分,王馨说,这些语文课本就如同是和自己很熟悉、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
王馨从小就喜欢语文,她把这个原因归结为受到母亲的感染,王馨的母亲退休前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据说从两岁开始,母亲就教她诵读唐诗,这也使得王馨常常触景感怀。上中学的时候,王馨读到了朱自清的《背影》,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很多年以后已经成年的王馨,才开始逐渐感受到,课文当中传递出的那种无法的言说的哀伤与苍凉。
《背景》文选
解说: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而来信。
王馨:后来是在我就是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然后那个弗洛伊德讲到这个父母跟孩子这种连接,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其实父母永远是孩子心里的背影,然后就突然想起来这个课文,然后才突然理解了,就是朱自清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他不仅是一种感情,而是他已经就是有那种子女跟父母分离的意识,就是说父母那一代,他抚养了你,他转身离去,他的那个人虽然走了,但是他的背影永远留在你的心里。他留在心里,不是说让你去孝顺的,他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而是一个人个人自我价值成长的层面,就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
课文: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影,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了,我的眼泪又来了。
解说:这套1978年编辑的语文教材,曾经影响了无数人,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直到上世纪末,它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陈晓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小学语文教材编选者的思想更为解放,1986年这年出版的苏教版小学课本十册教材当中,共有外国文化选文31篇,而其中绝大部分呢,仍然是苏联作家或者是反映苏联生活的作品。
但与此同时,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者是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说《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等,还有一些科普文章,比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等等也都已经入选。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袁枚的《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等这些过去认为是不讲政治的篇目,也都得以入选。这一切都预示着语文教材即将迎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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