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忆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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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帐谈兵按六韬



--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忆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



讲述者　何其宗中将




    1979年2月17日，一个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凌晨我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1000多千米的边防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那个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邻居”发起了震惊世界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参战将士历时15天的浴血奋战，狠狠地教训了那个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地区小霸，在此后数年时间里，我军又在“骑线拔点”作战中，多次重创敌军，数十万参战将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军人的荣誉。

  
    三十年过去了，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往事，现在的人们在热议三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该不该打，我军仗打得如何，有什么经验、教训，如此种种，辩论不休。本刊记者正是带着这些疑问，专程赴古城南京，拜访了那次战争的亲历者、指挥者之一——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

  
    1　“首长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对贵刊的这次采访，他却很重视，认真做了准备。”何将军的秘书边走边说，穿过一处幽静的院落，秘书把记者带到一个临窗的小客厅里。这时何副总长也从楼上下来，手捧着两本厚厚的笔记本。

  
    “这几天，我有些事情，你从北京来了，那我忙里偷闲，和你摆一回‘龙门阵’(四川方言意即聊天)。”首长操着浓重的四川乡音，风趣地对记者讲。在那一瞬间，记者的紧张和局促都消失了，交谈很快进入了正题。

  
    我是17岁那年从四川成都体育学院参军入伍的，是个城市兵，我们部队是54军130师，军长是丁盛，师长是董占林。

  
    三个月新兵集训。是我终生难忘的，为啥子这样讲呢?因为通过这阶段的磨练，我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为我日后努力的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做事有个原则：“凡事不干则罢，要干就干到最好!”我们班在新兵团里是队列“示范班”。

  
    那时官兵关系非常融洽，大家都是抱着保卫祖国的真诚愿望来当兵的。1961年，正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都吃不饱，部队虽然好一点，可也是蛮困难的。但每个人都互相体贴、谦让，吃饭的时候，班长把饭平均分到每个人的碗里，剩下一点饭，谁都不抢，最后推来让去，留给饭量大的战士。

  
    新兵训练结束，我被分配到师部警卫连，给董占林师长当警卫员、原来我们新兵部队是要开往西藏的，因为虽然大规模平叛战斗已经结束了，但仍有小股叛匪不时兴风作乱，所以部分平叛部队仍驻在那里，但后来我们没去。当时，部队驻在四川雅安，那个地方藏民也很多。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以外，我也参加其它任务，如武装押运重要物资等等。在那段时间内，我们班仍然是连里的“标杆班”，到1962年夏天，随着印度当局无视我国政府苦口婆心的劝诫，仍然一意孤行，不断地在边境寻畔滋事，中印边境形势日趋紧张，部队也开始进行反击作战准备。我们师于同年10月21日由雅安出发，进入西藏集结待命。10月*，我们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在昌都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执行歼灭瓦弄地区印军的任务。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境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察隅地区南部，面积3000多平方千米，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作战难度极大，印度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亲自坐镇指挥，参加过二战的王牌军第11旅的2000多人在此防守。11月2日，我随董占林师长到前沿阵地勘查地形，师长因地制宜，正确布置展开兵力。战斗正式打响之后，由于我军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所以进展顺利。当我们*钟打到瓦弄指挥所时，考尔刚逃走了两个小时。

  
    当然，也有个别指挥员因失误给我军造成损失的情况。在攻打瓦弄地区07号高地，敌人在我一个攻击地段十几米宽的正面布置了6挺机枪，但指挥的3营长不认真侦查当面敌情，不靠前指挥，却让战士强攻，给进攻部队造成很大伤亡仍未攻下，打到黄昏时一个排长主动带领12个战士，机动迂回到敌人防守的后部，从上往下，一通猛打，消灭敌人60多个，而自己无一伤亡，攻下了07高地当战后讲评谈到这一点时，丁盛军长高兴地说：“好!这个排长干得好，让他当连长!”攻占瓦弄地区的仗原计划打七天，但只用一天就胜利完成了，接着是清剿残敌。但战后讲评用了七天，打一天讲七天，在会上把作战中的经验教训全部都摆在桌面上，使与会者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作为师长的警卫员，也到场仔细听了，并牢记在心，获益匪浅。这次讲评会对我参加第二阶段反击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当时情况是很艰苦的，由于恶劣的地形，没有公路，武器弹药全靠人背肩扛，为了这一仗，我们背了七天的炮弹，宁肯少吃菜和粮，也不能少了弹药。当时我们师的重武器主要就是120迫击炮、60迫击炮和75无后坐力炮，还有一些高射机枪。其中75无后坐力炮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大炮上树”的经典炮兵战例就发生在攻击07高地的战斗中。

  
    当时，我们每人每天三斤米的定量，足够吃。但菜很少，有时就是盐水煮野芭蕉头，再加上一个军用午餐肉罐头，全连就吃这一大锅菜，官兵一样。但我们对印军俘虏非常好，尊重他们的信仰、习惯，让他们吃罐头、抽大中华烟。

  
    2　我之所以在讲1979年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回顾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经历，就是要说明，通过那次作战，我才真正知道了真刀真枪打仗是个啥样子，仗应该怎么打，指挥员应该如何指挥，和平时期兵如何带，训练怎么搞。

  
    从指挥员的角度讲，我不反对搞出征前敬酒这一类鼓励士气的活动，但要真正拿出好办法，作出正确的布署，让战士们在消灭敌人完成作战任务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战士的伤亡，爱护他们的生命才是最要紧的。俗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这个道理。有办法和没办法，好办法和赖办法是大不相同的。要给战士树立坚定必胜的信心，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挥员必须要非常熟悉地形，除了地图和沙盘，还要亲自到前沿观察，得到最真实的感性认识。作战中各级指挥员必须靠前指挥，那时丁盛军长把军指挥所移到师指挥所，董师长的师指挥所前移至05高地，离前沿不到500米。董师长经常直接到一线，那基层指挥员应该怎么办这还用说吗?在什么年代、什么武器、什么作战条件下，身先士卒都是克敌制胜的法宝。部队的好作风正是在各级指挥员的模范带领下形成的。

  
    总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驾驭战争，是优秀的指挥员所必须经过的历练。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后，我在北京见到老首长董占林将军，他问我仗是怎么打胜的，我说，就是在1962年向您学的呀!

  
    还有个问题就是1962年那场仗该不该打，现在不是也有人在疑惑吗?我始终认为那次战争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取得重大胜利的完美的一仗。印度当局秉承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衣钵，一直对西藏怀有野心，对他们光说是不行的，不给他们点厉害是不行。毛主席曾估计：中印边境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事实上现在中印边境已经几十年安定了。直到现在印度提起那次对中国的战争还是心有余悸，这说明，我们打疼了它，如果当时不打，天晓得印度当局得寸进尺会在西藏闹出啥子鬼名堂哟!如果当时不打，我们和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关系会有那么好吗?1964年印巴战争期间，我们限令印军撤出52个有争议据点，印度就撤了，如果不打那仗，它能那么听话?战争让他们知道了，中国是个敢作敢为、说话算数的大国。当然，我们是爱和平的，并不爱打仗，国内当时也有许多人不主张打，但人家骑在你脖子上屙屎，你不教训下他行吗?先礼后兵，理在我方，仗打胜了，后又撤退回来，还把缴获的武器擦拭干净交还给他们，这在古今中外世界战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缴获的苏式直升机和德国飞利浦的晶体管收音机。

  
    从1962年到1979年，我在军、师司令部作训部门工作，在做好自己工作的间隙，阅读了有关抗美援朝作战和中缅边界勘界作战(13军进入缅甸境内清剿国民党李弥部残匪)的大量资料，并多次带集训队到昆明向军区首长做汇报和示范表演。

  
    3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之前，我调任11军93团任副团长兼参谋长，主抓训练和作战。军党委之所以这样任命是针对当时客观情况，由于“文革”刚结束，部队机关重叠人浮于事，一个团仅副团长就有五六个，副参谋长七八个。谁都负责，谁也不作主，给我这样的任命在军事上就有职有权了，能够说了算!当时部队的情况不大好，派性还挺严重，许多干部都是抱着打完这仗、赶紧复员转业走人的思想，纪律也比较涣散。但作战任务在即，大家的觉悟还是有的，我们师刚从乙种师扩编为甲种师，乔明来师长是位参加过多次实战的老领导，刚恢复工作，很支持我。团里的干部，包括团长、政委都知道我打过仗，因此也很信任我，我怎么训练部队他们都支持，部队刚扩编，干部新，又没打过仗，我就把所有的排级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亲自训练。要真打仗了，同志们的士气还是很高的，全团上下一致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

  
    我们11军参与云南方向的西线反击作战，在向前线开进途中，有的部队发生了翻车伤人的事故。我当时就把打仗的第一个目标定为“不翻一车，不伤一人”。我们团2000多人，由于各项工作周到细致并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五天行军，未伤一人未翻一车，完整地进入出击地域，使大家树立了只要听命令、组织纪律性强就能完成任务的信心。

  
    在金坪方向，师里赋予我们步兵93团(内欠1营)的任务是，歼灭1108高地之敌。1108高地位于越南巴(楠棍)封(土)公路北侧，金基塘西南约2000米处，附近有多处高地与其相连，高约500米。此地驻有越南莱州省741团64营一部。分驻967、1002、897各个高地，其中营部在1108高地。敌军共有土木质步兵隐蔽部60个，另有重机枪阵地13个、12.7毫米高射机枪阵地5个，60迫击炮阵地2个，82迫击炮阵地1个，各个阵地之间都有堑壕、交通壕相连，并有铁丝网、防步兵地雷场，敌人的主要防御方向为麻栗坡至931高地西侧无名高地之间。我团的左翼是91团，右翼是边防团，对我实行侧翼掩护、接受任务后，我和团长带领营连排干部反复进行地图和沙盘推演，并多次带队到攻击前沿侦察地形，发扬军事民主，群策群力，制定了一个以奇袭与强攻相结合的方案，然后到师里汇报。结果师里的预案和我们的方案正相反，师部指定的主攻方向是我们的助攻方向，师里的助攻方向是我们的主攻方向。经过我们向师长反复说明，乔师长最后同意我们按自己的方案攻击。攻占1108高地后，从缴获敌防御决心图看，我们的进攻布置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方案是集中主要兵力火器，从967、1002高地对敌实施突破，得手后沿1002高地山脊向1108高地侧翼实施迂回包围。另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以佯攻牵制敌人，另一部兵力从897高地西南河谷，穿插到914高地和高地之间，向914高地攻击，对敌形成四面包围，全歼该地区之敌，具体布署为：2营在967高地东北700米山背至1002高地以北800米一线，占领冲击出发阵地，突破1002高地后，向1108、914高地攻击前进，并以一个排的兵力向麻栗坡东北侧实施佯攻。3营(欠7、8连)在931高地北侧800米占领出发阵地，沿931高地向1108高地侧翼实施攻击。8连(欠1个排)担任穿插，由931高地西南1500米河谷穿插到914高地与高地之间地区，首先切断1108高地地区与662高地地区之敌联系，尔后攻击914高地，从侧后配合团主力围歼1108高地之敌。7连为团预备队，随2营跟进，随时准备在1108高地加入战斗。

  
    团属71式100毫米迫击炮连(71式100毫米迫击炮的性能相当好，在作战中出了很大力，何将军的目光从作战笔记本上移开，连声赞叹71式100毫米迫击炮入选2001年度《世界王牌武器库》一书)和营属82毫米迫击炮连编成临时轻便炮群在808高地东北侧小路附近占领阵地，分别向967、1002、931高地及西侧无名高地，麻栗坡、1108、914高地实施火力准备，还有团加强给各营的82无后力炮。师属122毫米榴弹炮营和107火箭炮连对我实行重火力支援。团指挥所在太阳寨西南800米处，团属高射机枪连布署在808高地东北无名高地，掩护团指和各营战斗队形和对空安全，并以火力支援2、3营的攻击作战。另外还有工兵、喷火器和化学侦察(预防越军狗急跳墙使用化学武器)战斗组配合行动。

  
    利用夜暗实施奇袭，达到战斗的突然性。为把1000多人的攻击部队在敌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运动到敌人前沿，攻击部队想了各种办法团指挥员为了控制掌握部队，在采取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我在预定攻击路线上分了三个点，部队到达第一个点后，在步话机上轻轻吹一口气，到达第二点时就吹二口气，第三声时，部队就到达进攻出发地，这样在敌方无线电监听时也只是听到吹气声，他们根本分不清是怎么回事，由于各方面的出色配合，当我突击连与敌接火时，距敌防御前沿堑壕最近的只有1米!真正达到了战斗的突然性。

  
    2月17日零时，部队开始接敌运动，3时55分越过藤条河。6时55分，4连进至1002高地敌前沿30米处，被敌发现，奇袭不成，便立即强攻，只经过9分钟的战斗就攻占了该高地，至此攻击1108高地的战斗全面展开，当然越军的抵抗也是很顽强的，但由于我们事先周密准备和战场上同志们随机应变的灵活战术(如9连在7时攻击敌931高地时，由于敌人火力猛烈，几次攻击未成这时原来配署给3营的81无后坐力炮9班，主动向9连靠拢，用12发炮弹就消灭了敌人9个火力点，有力支援了9连的攻击作战)。激战至18日11时45分，我团完全攻占1108高地及附近诸高地，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斗我军伤亡70多人，共毙敌副团长以下174人，俘敌20人，缴获82迫击炮4门，82无后座力炮3门，60迫击炮4门。高射机枪4挺，重机枪4挺，班用机枪5挺，40火箭筒4具，冲锋枪27支，各种炮弹2900发。枪弹10万发，敌方军事文件和其它后勤物资一部。看着这些中国人民勒紧裤带援助他们的武器，战士们的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愤怒。

  
    由于我部是自卫反击作战中最早突破并占领敌人阵地的，所以受到总参谋部通报表扬。

  
    4　回想起来，这次作战能够取得理想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正确选择攻击点，大胆迂回，多路而有重点的攻击。战前我们根据多次仔细侦察判定，1108高地西北方向地形开阔，坡度较缓，虽然便于攻击部队展开运动和进攻，但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如果从此地强攻，必然会遭受重大伤亡。而1002高地附近，地势较险。部队不易展开，但却是敌人防御的弱点，只有一个排敌人防守，所以在我以精兵重点突然打击下，仅9分钟就被我攻占，为而后发展进攻创造了条件还有就是大胆迂回，我通过以前在军部当作训参谋时，阅读的13军在中缅勘界作战中的报告，深切认识到，在热带深山丛林地域作战，一定要打歼灭战，尽量避免击溃战，否则敌人利用地形熟悉的特点，与我接触后就四散逃跑，再各自为战与我对抗，会有很大麻烦。而此次作战，除了少数之敌逃跑之外，基本上做到了全歼。

  
    当然，多年没有实战，部队遇上熟悉地形、惯于山地作战的顽强对手，也出了一些问题，指挥员临机处置不当的情况发生了。如在17日战斗正紧张时，二营忽然来电说没有预备队了，部队处于停止进攻状态，师长令我靠前指挥。我带上通讯参谋和警卫班就到了2营，发现并不是没有人，而是需要有人把死者遗体和重伤者抬回去，因为军委有严令，绝对不允许把烈士的遗体丢在别国的土地上，而抬一个就要4个人，重伤的也要往回送，伤了几十个人，大家都抢着抬担架，所以就没人了，我一看这是指挥员没有作战经验，人员需要立即调整。我立即命令二营长肖先虎，重新调配人员打破建制进行调整。在最前面有三个连长，几个连长在一起又都谁也说了不算而阵地离敌人前沿只有几百米，老这样下去要坏大事。在这样情况下必须指定一人负责，我命令6连长陆天银全权负责，指挥部队重新发起攻击，经过这样一调整，预备队就有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攻打封土县城时，敌人在公路上埋了很多地雷，部队只能沿山脚丛林前进，但转了几个钟头又回到了原出发点。情况报到团里。团长命我到二营去帮他们，我带上侦察班就赶到二营，我先让部队停下来，带指挥员到最高处，找准站立点，然后对照地图很快就走出丛林。从而顺利地攻占封土县城。

  
    15天有限规模的自卫反击战以后，部队开始后撤，其它部队出了一些问题。总参通报广西方向后撤有些乱，损失不小。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讲过：“撤退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是有一些道理的，但关键是带兵的人要组织好，不能一窝锋。我在组织团队撤退时，有一个理念就是作再歼灭敌人的准备，部队相互交替掩护撤退。前队撤退，后队在既定阵地上组织有力的兵器和火力掩护前队，杀伤追击之敌，并注意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防止敌迂回断我退路。我们把30千米的路段分为两个阶段，互相掩护交替撤退不失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安全退到国内，受到师里的表扬，师里奖励用汽车快速把我们团送回原驻地休整，因为当时我们团队还是骡马化。

  
    5　1984年初，骑线拔点作战时，也就是通常讲的老山、者阴山防御作战时，我任第11军副军长，带领军作战组，协助31师进行了近4个月的防御作战参加这次者阴山拔点作战的是11军31师92团(内欠2营)，师炮兵团(欠3营2连4营3连一个排)，总兵力有4473人，各种车辆235台，包括152、122毫米榴弹炮、107火箭炮在内的各种口径的火炮131门，各种枪械2034支，火焰喷射器81具，骡马71头、这次31师打得很好。

  
    而后我军又接替了14军老山的防御任务，组织两山(老山、者阴山)防御作战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部队刚由进攻转为防御，消耗很大，来不及充分休息和补给还有防御纵深浅，工事很不完备，再加上防御地区地形复杂，又值多雨夏季，亚热带地区又湿又热，战士们在进水的交通壕、猫耳洞和隐蔽部内，又加之越军特工不断偷袭，后方供应困难等诸多因素，防御战打得很艰苦，但是，这次作战还是很成功的。经过稳定防御、坚守防御等几个作战阶段，最终歼敌375人(毙325人)，击毁敌各种炮9门，车辆11台，弹药库5座及其军用物资一部，我方牺牲9人，伤33人，消耗各种炮弹422吨(30983发)，胜利地完成了军委赋予我们的任务。9月初，我在云南麻栗坡的军指挥所的沙盘上向前来接防的南京军区1军傅全有军长(后任总参谋长)交接了防务事宜。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布署先后有七大军区的主力部队：兰州军区的47军；沈阳军区16军、23军：北京军区27军、38军(侦察部队)；南京军区1军、12军；广州军区42军、41军：济南军区67军、26军、20军；成都军区13军、11军等部队加入者阴山、老山及其它高地的防御轮战。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这是部队实战锻炼的一个很好机会。

  
    以我们31师防御者阴山为例，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敌军与我对峙的距离往往有几千米远，在这种情况下，被战士们称之为“长胳膊的”炮兵就成为主要作战力量，我方利用国家军工生产能力强的优势，发挥了所谓的“大炮沙文主义”——集中使用炮火，消灭了很多敌人。而越方的武器自给能力很差，不敢轻易和我们对打。用越军的话讲，“我们打你一炮，你们要打我们一百炮!”优势炮兵火力，也是敌我伤亡比例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当然，炮弹也是很贵的，所以我带军作战组在31师时，就尽量采用巧用炮的办法，既节约了炮弹，又多杀伤了敌人，并采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零敲牛皮糖”的办法，用冷枪冷炮杀伤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前面讲过，领导靠前指挥是我一贯奉行的法宝，这样一来能真实了解情况，作出正确对策，二来可以鼓舞士气，士气是军队的灵魂，一个死气沉沉没有士气的部队是不会有战斗力的。当我来到前沿阵地时，战士们看到军领导能来看望他们，都非常激动，情绪高昂，这会转化为真正战斗力的。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可爱，你敬他一分，他会拿出十分的热情和战绩来回报你!

  
    6　“有关炮战我还想谈点新鲜事儿。”何将军向记者神密地眨了眨眼睛，呷了口茶。秘书笑着对记者小声说：“您今天可真来着了，我跟着首长好几年了，有些事和话都是第一次听他讲。”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只能是不迭声地道谢了……

  
    由于作战地域地形复杂，高低落差大，所以迫击炮是越军使用最多的重火器而且他们很狡猾，经常利用复杂地形，搞假目标，假发射点，诱使我们浪费炮弹。结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根据我方上报的击毁敌人迫击炮的数量，早已超过了敌人的拥有量，但他们还在不断地向我们开炮。当然我们也经常派炮兵侦察人员携带观瞄通讯器材深入敌人前沿，为我炮群指示正确目标，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这样作对侦察人员安全性有很大危害，越军特工也很厉害。后来，我们进口了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大概十几万美元一部，性能相当好，就是专门侦察迫击炮的。只要敌炮发射后，就可以精确计算出其具体位置，我炮还击是一打一个准，打得越军很狼狈，但后来损失了一部。有的人讲：是越军派遣特工，潜入我境内炸毁了雷达。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是由于我们的勤务科目没训练好。这座雷达由我军一个班昼夜武装保护。但在出事的那天晚上，换岗的哨兵叫醒该上岗的战士后就去睡觉了，但换岗的战士并没有真正起来去站岗，而是答应一声又睡过去了。结果被恰好路过这里的越南特工溜进来，炸毁了雷达，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在我们侦听敌台通报中，他们讲“摧毁了共军的一个通讯台”。这种雷达后来我们有关工厂也能制造了。

  
    但这种雷达只能侦察迫击炮，不能侦察身管火炮(如榴弹炮)。当时中国和美国关系处于最好阶段，所以从美国购进了新型炮位侦察雷达，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还说：这种炮位侦察雷达是从他们部队的现役装备中抽出来的，性能一流，当然，价钱也很高，大概要1000多万美元一台。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雷达在使用时，必须把我方的军用地图坐标输入到雷达的程序中才行。而军用地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密的。所以，先后经过了多个部门认真严肃的权衡，最后才通过。

  
    还有一点在当时的炮战中也很突出，整个战区都处在亚热带丘陵山区，地形复杂，当地交通状况很落后，临时抢修的军用公路路况很不好。当地雨水很多，加之越军远射程火炮的封锁，像152、122毫米榴弹炮、130毫米加农炮等这些重型火炮，前运很困难，而且构筑阵地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往往选择靠近公路转弯处构筑阵地，因为这种地方一般比较平坦，又靠近公路，要好弄一些。当时，我们还设想购买西方的大型直升机，用它直接把火炮吊运到阵地上，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事没办成。

  
    战争是残酷的，也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备战伙食补助是每人每天6角，打仗时是8角。但战士们随时要付出的是自己的宝贵生命，那时烈士抚恤金才500元!这在当今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但党和国家一声令下，无论干部、战士都是绝对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那时干部战士很多人烟抽得很凶，我问他们为什么老抽烟?他们说就是为了排解思乡之情。古诗里讲：“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应该也反映了我们战士的真情实感。

  
    不管怎么讲，通过这次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也确实为我们部队建设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现在很多部队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是经过那次作战培养的，有付出才有收获。大道理我就不谈了吧，但我要强调的是“仗可十年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

  
    1985年3月，我调到总参任副总参谋长，主要从事武器装备研制生产及其它相关工作，对我们国防科技工作几十年的成就，我在1987年建军60周年前夕，会见你刊记者时都谈过了，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并未过时，我国自力更生特色的装备发展之路是正确的，也是行之有效的。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更有能力把国防科技工作做得更好，所以我也就不再重复了。希望《兵器知识》杂志能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科技知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何副总长讲完了、记者望着眼前这位从战士成长起来的高级指挥员，心中涌起由衷的敬佩之情、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中写到：“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何其宗将军的从军生涯给这千古传诵的诗句做了最完美的诠释!

  
    在本文的采访写作中，何副总长的秘书给与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原文地址：虎帐谈兵按六韬作者：南山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