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杰：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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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传杰：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


“在整个高等教育的生态圈中，特色应该是任何学校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追求的一个目标。而一个时期以来，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教授在8月28日由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的“大学文化与思想解放高层论坛”上，就这一高校普遍关心的热门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以西南联大为例，中国的大学曾经很有自己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让我们的大学文化变得如此单调、如此缺乏个性特征呢？是当今中国的大学自身不需要、不重视特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吗？

郭传杰不同意这种观点。就他自己的亲身工作经历而言，无论在校园内还是在社会上，经常能看到听到许多专家教授在为大学的文化建设而奔走疾呼，也有一些大学领导为文化问题而殚精竭虑。

“有三大因素扼杀中国大学的特色发展。”郭传杰说。

“有形的手”让千百大学变成清一色的面孔

长期计划体制的影响和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使学校这个办学主体缺乏实际办学的自主权。体制因素是大学特色的第一“杀手”。

所有水平上乘、特色鲜明的大学，无一不是办学主体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逐步形成的。“当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还存在着扭曲现象，在办学资源的配置还主要是靠各级政府‘有形的手’操控的情况下，高校的办学模式趋同、办学特色缺失就是不可避免的‘天然产物’了。”郭传杰说。

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确规定，高校办学有自主权。对此，郭传杰认为：那只是纸上的、大而化之的原则规定，很不具可操作性。相反，上级行政部门的管控却是十分有力而周至的。

10年前，全国大学掀起了整合扩招的浪潮。是因为有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强力支持，中国科大才能成为坚守精品办学特色的极少高校之一。前两年，中国科大凭借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科学教育资源，在“校所结合”中推出了“本硕博”贯通的培育模式进行试点，为某些优势前沿学科选育优秀人才提供了有益途径，很受学生和社会的欢迎，反响很好。但就是这点小小的自我试点性改革，因为未经报批，曾遭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特别关切，几次质询。“大学拥有自主权，这本是一个既合宪法又合高教法的事情，可在某些同志那里，常常被视为一个敏感的话题。正是这些过分的‘关心’，扼杀着大学应有的自主权，让千百大学都变成了清一色的面孔。”他说。

郭传杰建议，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探索建立起真正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那就是还权于校。“‘放权’这个词是不恰当的，应该叫‘还权’。办学的自主权本来就属于基层的办学者的，只是长期以来，被‘上面的’管理者错用了。应该还给办学主体。”

评审检查过多过滥造成流水线式的人才生产模式

管理因素是影响大学特色发展的第二“杀手”。不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评审检查过多过滥，扼杀大学特色，误导大学的建设与发展。

在一些大学校园里，经常可见挂有“欢迎××检查团”的巨大横幅。今天是检查本科的，明天是研究生的，后天又是重点实验室的，等等，一个个来头不小，不是某部的就是某局的，或者是某局下属机构的。此外，现在社会上给大学列排行榜的官、民机构也多了起来。其中，严谨评价者有之，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也不少。

郭传杰认为，对大学这类的公共机构，进行科学的检查评议是必要的，本无可厚非。但糟糕的是，多而滥的评估检查不仅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不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评价标准又反过来影响大学主体的定位和定向。整齐划一的考评指标体系造成的是流水线式的人才生产模式。与评价指标不合拍的办学特色，就在这些标准型的评审中被扼杀掉了。“在目前的某些情况下，上级要求的‘迎评’、‘预评’等等，实际是对造假者的鼓励与促进。”他说。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在于，政府、社会与学校各归其位。评价权应该交给社会，管理权交给政府，办学权则交给学校。”郭传杰说：“像现在这样，政府既管又办还评，既失效率，更欠公平。社会应成为评价的主体，建立一个独立的评估体系，由政府授权，以社会专业人士组成，随机性对大学进行评估。这种评价必须是公正的、科学的，以第三方的中立立场进行，且体系是科学的，过程是透明的，结果是公开的，而且必须非功利、不‘迎评’。”

大学不能搞科层制的官本位文化

办学者自身不懂、不按或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是使大学失去应有特色的第三原因。

“如果一个学校定位是模糊的，追求是功利的，管理是行政化的，这样的学校自然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地位。办好的教育，需要教育家按教育规律办学。如果办学者不够教育家资格，社会条件再好，也办不好学。”郭传杰说。

当前，我国高教界的情况是，深谙教育规律的专家不能说没有，但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教育家少之又少。郭传杰认为，总体上，一般合格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创新的人才都是缺乏的。另一方面，即便有合格的教育家来治学，也因环境制约而难以发挥。

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郭传杰建议，一要培养并支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治学，二要让办学者能自主地根据国家的需求、自身的理念和学校的实际，确定学校的使命、愿景，制定学校的方针规划，安排从招生、上课到师资、科研等各个教学环节。办学者则要把构建自身特色作为大学发展的文化战略予以长期坚持。

西方的著名大学一般都没有围墙，而中国的大学曾经都有个实体的围墙，这些年有所改观，有的变成了透绿的栅栏。但是，厚大的围墙起不了阻隔作用，社会上有的风气，学校里也都有反应。西方的大学则不同，他们没有围墙，甚至还允许公交车穿越其中，但却似有一圈围墙，发挥着对社会文化的“过滤”作用。这个“墙”是无形的，它就是大学文化，在无形中发挥了透析过滤的功能。

在郭传杰工作过的中国科大多年来就一直致力于培育这种科大的精神文化“围墙”：校内开会，不设主席台；彼此称呼，讨厌称官衔。“大学就不能搞‘科层制’的官本位文化，不能追求浮华时髦的商界文化，不能追逐庸俗低俗，不能搞整齐划一的‘模式’，因为，这些与创新都是不能兼容的。”郭传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