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钢：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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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成钢：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全文）
2012-06-08 10:52:46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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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成钢（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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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合肥，芮成钢在安徽图书城签名售书（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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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海南，芮成钢主持博鳌亚洲论坛举行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国际化的中国新青年
芮成钢回到家乡合肥，尽管胖了一些，但仍是令人疯狂的超级明星。5月26日中午，安徽图书城，面对汹涌的人潮，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手挽手，在签售区外又隔出一道“防波堤”，他们个个红光满面，脸上一半写着自豪，一半写着终于看到大场面的兴奋。现场全是举着手机拍照的手臂，和少女们的尖叫，“拍到了？”“正面的？”“啊！好高兴啊！！！”
图书城隔壁是芮成钢的母校合肥八中，有女生举着书想加塞，央求保安：我还要上课啊。保安指着望不到头的人龙跟她解释，“有人早上7点就来排队了。”芮在两个小时里签售了2000本新书，这情形把随他前来的BBC记者尼尔看呆了。“这要是在英国，绝对不可能，”尼尔正与芮成钢合作拍摄一部讲述中国经济的纪录片，“他可是财经新闻主播，财经多枯燥啊！”
尼尔或许不知道，在我们这里，一位成功人士，一位年轻的、帅气的、国际化的成功人士没理由不受到追捧。“您看看，采访的全都是总统、首相！”热心的店员翻着书里的照片，向一位好奇的老大爷解释。
事实上，“国际化”一整天都在嗡嗡作响。12点的媒体见面会，一家本地网站的记者向芮成钢提问：在合肥这样的城市，你是怎么提高自己外语水平的？另一位记者则激动地问：请问你这本小说想告诉我们什么？芮成钢反应很快：“这是一本小书，不是一本小说。”下午在安徽大学的交流及签售，主题便是“如何做一个国际化的年轻人”，面对4500名学生，芮成钢说的第一条经验是，现在就业环境不太好，大家一定要把英文学好，“这个世界80%以上最鲜活准确的讯息是英文的……”
他是这个国家最富代表性的年轻精英，形象好，气质佳，自由游走在中英文之间，博客和微博上最多的就是和世界名流的交谈与合影——他从不吝于展示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密切关系。他与比尔•盖茨共进早餐，参加克林顿的私人聚会，和澳大利亚前首相陆克文的良好关系更是尽人皆知。而那些接受过他采访的VIP们对他也多有褒奖，意大利总理马利奥•蒙蒂说：“被芮成钢这样的重量级记者专访，是一件相当愉悦的事。”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说：“芮成钢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新时代中国的标杆式青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则说：“我为亚洲能有他这样优秀的媒体人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些评价都被出版社印在他新书的封底。
2007年，我曾和芮成钢有过一次交谈，当时他因为写了篇《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的博文而第一次被媒体包围。那次专访令人印象深刻，他重复着“把心打开，把根留下”8个字，试图概括自己对西方和对传统的看法，“这一段的小标题你可以用‘把心打开’，那一段的小标题你可以用‘把根留下’。”他好心地给我建议，“然后你的大标题可以这么写：……”
星巴克事件后，他在西方记者眼里变成了一个象征，用《纽约时报》的话，“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媒体面孔：年轻、聪明，令一些人不快的是，还民族主义色彩浓重。”芮成钢大概不会同意最后一条，毕竟早在2006年，他就写过一篇《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看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反对抵制日货，提醒国人不必过于敏感，在外国人面前要不卑不亢。即使在星巴克事件里，他也一面批评星巴克开在故宫“侵蚀中国文化”，一面讲述自己与星巴克CEO的故事和电邮往来，好像对方是自己的朋友。
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芮成钢的公共言论，试图看清他的价值观，却始终看不真切。作为央视主播，他的言论屡次引发争议，但他始终未受波及。相形之下，央视不止一位主播因为发了有争议的微博而遭遇“离职门”，而在去年的动车事故里，因为节目批评铁道部，一位制片人更是遭到了撤职。
“比较善于推销自己”
1999年，芮成钢从外交学院毕业，尽管当年外交部裁员49%，招人名额极为有限，但他仍然获得了4个选择机会：外交官、中国银行行长外事秘书、出国留学（英美大学全额奖学金）、正在筹建的央视英语频道。
他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初一即和家庭教师学习原版教材，据其自述，中学时就在课堂上偷偷阅读原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芮成钢的父母都从事文艺工作，父亲给他买过很多世界名著的简读本，等他长大些，就开始阅读英文简读本，接着是英文原版。芮成钢在自己的书里写道，莎士比亚、培根、罗素的文章，很多他都可以大段背诵。比如，莎士比亚曾说过，世界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演员（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在面向外国做即兴演讲时，常常可以作为装模作样若有所思的结尾。”高考时，父母希望他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被他一口拒绝——在一个报道版本里，他是这么说的： “生活已经很虚伪了，让我再虚构故事欺骗观众？不去！我要做外交官。”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央视。大学时，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应邀到外交学院做一场演讲，芮成钢向他提问：“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将设立第6个常任理事国，您认为谁最有资格当选？”加利的回答出人意料：“恐怕是CNN。”芮成钢说，加利的回答使他真正认识到传媒的力量。
他的早期经历是中国外宣媒体从业者典型的成长路径：毕业于外语专业，从业之初“下乡”一年，认识自己的国家（有关部门的本意是“放眼世界，胸怀祖国”），然后回到单位工作，新闻理念的熏陶和训练来自单位（而非大学）。
他参与创办了当时英语频道惟一一档财经节目：财经报道（Financial Report）。后来，财经报道加入了人物访谈，更名为财经中国（Biz China），这是芮成钢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起步点。“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一些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
“他的语言非常突出，脑子也转得比较快，”芮成钢在英语频道的一位前同事说，“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一直说要做东西之间沟通的桥梁啊什么的。”
2001年，芮成钢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明日精英”称号，次年又被评为“美中杰出青年”（US China Young Leaders）和“中欧杰出青年”（China Europe Young Leaders）。“中美、中欧之间有很多信息的差距，就是‘乱评’的嘛……”同样身为“美中杰出青年”和“中欧杰出青年”、但几乎没跟人提过的作家许知远说。许出生于1976年，比芮成钢大一岁，“这个年纪能数得上就那几个人，后来我厌倦了这些活动，全是姿态，没有实质性内容。”
“他比较善于推销自己。”芮成钢的前同事说，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某部委采访，芮成钢还特别带上自己的书送给部长，又问，“您看过我的书和报道吗？”对方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芮的前同事觉得这也很正常，“不论是送书，还是合影，作为专业主持人，要对自己的未来有所安排，这也是合理的。”
2003年，央视经济频道改版，芮成钢被当时二套的制片人王利芬相中，借调来主持新栏目《全球资讯榜》，“看中的是他的国际视野，”一位央视员工回忆，“一开始状态不是很自如，但他有自信，也有很多想法。”另一位当时在二套工作的央视记者则说，芮成钢真的有一些同龄主持人身上没有的东西，“主持人这一行里，很多人都是甘心做架子的，很少有人表现出我不愿意的姿态。但他特别努力、上进，他有时候挑稿子挑得厉害，不按稿子来，有人会觉得他不听话，但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2008年，芮成钢正式离开英语频道，加盟财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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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关系，必须的”
“Larry King呀！”钱曦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时，铃铛般清脆作响。她与芮成钢合作10年，现在是央视财经频道《环球财经连线》的制片人。被问到他们最希望自己的栏目做成什么样时，她立刻叫出了拉里•金的名字——这位王牌脱口秀主持人今年2月刚刚以78岁的高龄从CNN完全退休。
“成钢是整个财经频道国际化的标志。”钱曦说。她语速很快，说话透着股利落劲儿，谈起财经频道的未来时信心满满，当你听到“管理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这样的话语时，会忍不住感叹时移世易。
2008年年初，钱曦与郭振玺（央视财经频道总监）、芮成钢等6人赴瑞士采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只有芮成钢一人持有采访证，不少会场都只能轮流进去，“完全是边缘化的”。他们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去整合资源，2008年下半年正赶上全球金融海啸，财经频道推出“直击华尔街风暴”系列直播节目，“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成钢把他所有的资源都调动了起来，专访了很多重要人物，多少世界级媒体都来索要素材……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很了解世界上的资源和平台，很了解对方说话的方式和思路，而且他非常聪明。”芮成钢则在自己的书里调侃：搞关系，必须的！“当我与某大国首相初次见面，如果我能一口气说出一串我认识的与他同一党派的议员，他就会觉得很亲切。工作多年，我的采访对象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性和关联性，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在我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脉关系图。”
2009年，达沃斯第一次有了“中国之夜”，时任《投资者报》主编何刚在参加完央视财经频道的座谈会后写了一篇《中国经济崛起需要世界级电视经济报道》的博客，文中提及，也许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许多人主动协调时间，愿意接受央视专访，“每天芮成钢要专访的人有十几位。往往是上一位要人还在专访中，下一位已经到了，不得不在外面候场。最挤时，演播室外有4位专访者在候场。”
第二年，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的官方议程，“财经频道成为论坛传播中方声音最重要的平台，”钱曦说，“我们抓住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以巧妙的方式回应，不是宣传，不是澄清，是交流。”
芮成钢也说：“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他曾回忆几年前在达沃斯与石原慎太郎的交锋，石原声称日本的各种传染病毒主要是中国非法移民带进去的，他反驳说，在中国东北，老百姓的健康依然受到二战时期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威胁。“我们彼此瞪了一眼，各自散去。”
在钱曦看来，芮成钢的价值观是“以己之力，去向世界表达一个完整清晰的中国”，事实上，“我们一个财经频道的人都有这样的使命感：发出中国的声音。”
“代表中国”
大三的时候，作为1998年“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亚军，芮成钢与冠军、来自北外的梁励敏代表中国参加了伦敦国际演讲比赛。那可能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在芮的自述里，第一次面对国际化竞争令他受到极大震撼。第一天的辩论赛，规则刚刚宣讲完毕，从小就习惯自由表达观点的各国年轻人纷纷举手，“我和梁励敏别说举手了，压根儿没想好该怎么说呢。”当晚，芮成钢看到梁在路灯下准备第二天的演讲，“今天白天，我觉得我们就像两个傻瓜。”芮成钢说他完全同意，整个白天都令人尴尬，有种被排斥在外、“不带你玩儿”的感觉。
2005年，芮成钢以“耶鲁世界学者（Yale World Fellow）”的身份，与17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在耶鲁访学一年，这或许是对他的另一次大的冲击。他后来说，国人缺乏“批判性思维”教育，对一种观点、事实，不易从两个角度去看，“刚到耶鲁时，我似乎也有些‘愤青’，怀揣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神圣使命，每听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便拍案而起……”
在耶鲁法学院，一位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芮成钢立刻站起来反驳：“美国人一向认为只有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芮当年的两位同学，在给我的电子邮件里也客气地提到了这一点。如今在哈佛教书的Ibrahim Hauwa说：“我仍然清楚地记着他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尽管我们学习任务非常繁重，他总能引领关于中国的话题，并及时纠正人们的错误看法。”来自印度的Paromita Goswami称芮成钢富有魅力，能提供很多信息，在辩论中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观点，“比如，他会说，在中国也有多党制，只是西方人不了解罢了。我想，不论是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他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
问芮成钢是怎么走出“应激反应”的，他说：因为效果不好。后来他总结出一个好的技巧：首先客观反省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趣的是，他甚至还有了一个判断，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表述如下：“我个人觉得在新闻领域中是没有所谓真相的，这里面只有事实和角度。事实是什么？哪些是事实？这是很客观的东西，然后，我是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样的。没有人知道百分之百的真相，真相是一个很虚的概念，只是事实加角度。”
“他不太政治，价值观不清晰”
如今芮成钢俨然成为中国电视的一张国际名片。南非总统祖玛2010年8月访华，原本准备接受水均益的采访，而南非驻华大使馆方面则向总统府新闻办公室推荐了芮成钢，“我们想重点突出南非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形象，这和财经频道的收视群体、芮成钢的气质是吻合的，”南非使馆的公关负责人称，“他给我的感觉是，相当有实力，势头很猛，我们也希望节目能引起争议、吸引眼球。另外，也和他微博的粉丝多有关，他受到年轻人、白领的追捧。”
“随着中国的发展，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芮成钢在安徽大学新校区的体育馆里说。大约有4500名学生聆听他的演讲，有学生专门从蚌埠赶来，芮成钢向他们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为了配合BBC的拍摄，可否用英文提3个问题？学生们愣了一下，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当BBC记者尼尔被介绍入场时，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淹没了全场。“你在西方人眼中的价值有多大，”叮嘱学生们学好英语后，芮成钢又告诫他们，“取决于你对自己国家的了解有多少、你在这个国家的资源等等。”
“语言是很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口头的连续的交流，当然，占得先机也重要，而且二套的平台也好。”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在老外面前你不怵，可以侃侃而谈，会给人一个好印象。这是西方人不变的性格——喜欢挑战、积极踊跃、平等交流，而不是谦卑，至于价值观是否符合，不那么重要。那么，央视首选就是他，而且经济议题可以笼罩很多东西。”
展江说，最近一二十年中国的一个现象，便是在国际上能说会道的比较容易受到认可。他举了一位在国际上颇有名气的中国传媒学者为例，“在中文世界里迎合政府，在英语世界里迎合西方，只要你有这个忽悠的胆量，利用空间差、语言差、观念差，就能混得好。”不过，他认为，和那位学者相比，芮成钢“其实不复杂”，“他不太政治，价值观不清晰。”
许知远和展江的看法相近，“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对西方来说还是个很奇怪的存在，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出来，语言非常好，也很聪明，会给他们非常深的印象，而全世界都需要和中国打交道，他们也需要在CCTV推荐他们的大学、他们的国家……我不知道内心层面他们怎么看，但交流有好几重，在某个层面大家都是marketing（营销）吧。”
那么，芮成钢关于国家，特别是，关于体制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他仍然不愿意多谈。5年前，他用了“我们要有耐心”这样漂亮的字眼，现在，他说，我们传播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着给外国人看中国光鲜的一面，然后他灵巧地转换了话题的内核——“这样他们就觉得中国是发达国家了，一出什么问题就放得很大。”我问他，和白岩松那一代央视人相比，你的公共发言似乎很少纠结，很少沉重。他反问我：他们是那样吗？停顿了一下，开始解释：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逼着我给央视工作，“就好比你选择人生伴侣，你看中了他/她好的地方，那你就要学会接受他/她不好不可爱的地方。”
“政要的采访，外交部也都会出面，”芮成钢在财经频道的一位同事说，“除了把控整个外交礼仪流程，也有对口径的把控，涉及到政界人物，采访提纲也会给外交部新闻司看，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意见。其实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外交部现在也很开放，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也都是善意的。而从经济学理论看，找到一个博弈平衡点，未必不好。”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彭凯雷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芮成钢提问奥巴马，是“央视启动国际化战略的尖峰时刻”，也是“‘经济中国’征战国际话语权的经典的一刻”，“人人都是外交家！”他兴奋地总结。事实上，芮成钢的节目也的确好几次获得外交部的表扬。“我很幸运，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放在这样一个（向国外解释中国的）位置上，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他说。
不过，不管是彭还是芮，恐怕也都没法回避批评者的诘问：“这个国家自己内部的对话都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着急发出自己的声音干什么呢？”
微博时代的记者
芮成钢的批评者把他形容成一位“超级推销员”，时时刻刻都在推销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外表喧闹，内在空洞，需要用各种大名字来填补自己，而喜欢他的人却觉得恰恰相反。一位22岁的大学生说，芮成钢作为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思想价值承接60后，代表70后，统领80后，激发90后。比如他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看法，对奢侈品炫富的看法等等，他聊过的很多话题都是其他媒体记者很少提及的。”另一位21岁的大学生则认为他观点独特，问题犀利，说话不拖泥带水，“他传递着外国文化，传承着中华文明，在如今浮躁的社会，带给了人们一丝平和的气息。”
“一个记者到底应该出色在什么地方呢？”芮成钢的一位大学同学对我说，“他的采访，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身体语言、他的姿态，比如他采访时翘起二郎腿，显得轻松随意的样子，这反而是他受欢迎的原因——在中国崛起时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和那些最牛的人平起平坐，那是牛逼。”
“央视给他提供了平台，但央视的体制也决定了，他很难讨论那些最关键的问题，”哈佛尼曼学者、专栏作家安替说，“他能做得更好些，是因为他更熟悉、更自信。他的咄咄逼人，是话语意义的，不是新闻意义的。而新闻本身是观点的对抗。”
但安替随即感叹，微博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飘移，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是没有观点的人了，现在，最有名的记者必须是最有观点、最有姿态的记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也许时代也就这样了，那些批评芮成钢的人也在微博时代纷纷博出位，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博客时代，一个是微博时代，但真的有区别吗？我们已经不好意思对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已经自顾不暇了。”
时代或许真的不一样了，而今人人都是记者，记者却越来越不像记者，人们不再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是阅读他们的观点、情绪、行为——看得见的行为。扎实的报道、优美的文字，还有富有逻辑的思辨，正让位于焦急的只言片语——如果人们认为那些言之凿凿的简单判断和段子就是整个世界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费功夫去啃那些冗长的文章呢？低调和默默无闻也已不是美德，一个个的@，构成了新的人际关系，那些拽人名的人——他们好像只有在与那些大V、大名字的互动里才能找到自我——却恰恰能够成功。从一个更宽广的层面看，麦克卢汉的预言好像到了今天才真正实现：媒介即信息，形式本身成了内容，传播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传播本身，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姿态胜利了。
芮成钢自己也在批评这碎片化的信息环境，“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是因为信息透明，最坏是因为人的受教育程度、独立思考能力这些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些东西的缺失会导致很多谣言，谁随便编个谣言居然也能让我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去推送这些东西。” 不过，他似乎还是很享受眼下的状态，认为累积在他身上的非议和刻板印象都不重要，他觉得，有人只是想借他说事，还有人，“你不论怎么说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但很显然，他也并非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当我偶然提到自己之前做了一些外围采访时，他追问了好几次，“你采访了谁？你还采访了谁？”
我问芮成钢，你现在对莎士比亚那句话是怎么理解的？他想了一会儿说，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红楼梦》里说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又问他，从早期实用主义的引用，到后来更多的理解，你怎么看这个“去工具化”的过程？“什么是‘去工具化’？”他反问。
“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时代，每天大家看到的都是各种姿态，”许知远说，“当一个人没有内在价值的时候，他是必须依靠群体来活的。被巨大的权力和人群所迷惑，是人天然的弱点。对我来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亲近，要看他有没有自省能力，人是要和自己所处的困境打交道、是要反抗你所处的这种境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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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的烙印
芮成钢是外交学院英语系1995级学生，当时英语系有大概七八十人，分成4个班，两个外交班，一个国际经济班，一个侨领班，芮成钢就读于国际经济班。芮的一位同学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非常枯燥，就像高中一样，而且还是高三……校内活动非常少，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上自习，基本上，大学生活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慢慢地学习语言，那是很奇怪的一种氛围，谁上自习的时间少了，会有愧疚感。”她和芮成钢打交道并不算多，“他在校外好像活动多一些，也会有接待的任务。我只能说，他确实挺有才的，外语确实好。”
芮成钢说，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他相信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博雅教育）。他高中毕业时，国际贸易专业是最热门的，“可悲的是，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按照很功利的方式在生活，没有释放天性，找到自我。”到了外交学院，那里状元很多，但“并不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氛围，部委的氛围很浓，有些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课以后就去当参赞了。很不一样的大学。”
同学之间有时也是如此。芮的另一位同学贾森（化名）记得，以前同学之间吵架，有人会用这样的话来恐吓对方：“你还想不想留京了？”“外交学院有二十多栋楼，但只有3栋楼和学生有关，校园生活就是在教学楼、宿舍楼和图书馆之间穿行，这里更像是一个机关大院。因为老师也多是外交部系统的官员，所以这里的文化也是一个机关的文化。”
贾森后来选择了出国，但外交学院的训练还是在他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师在课堂上讨论台湾问题，我脑子里立刻冒出三句话，那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标准答案。”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种训练的痕迹抹掉。
在国内上学时，贾森听人讲过一个说法——“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95%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学生，是那5%，等到别人问他“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你是怎么认为的？）”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应激反应出来的标准答案，大脑一片空白，才意识到，原来，他其实就是那95%啊。
（实习记者王悠对本文亦有贡献）
芮成钢把采访安排在国贸附近，他朋友开的一个家居店里。因为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会面，他迟到了半小时。他的日程是如此之紧，以至于《纽约时报》邀请他写专栏（向全球供稿，《纽约时报》本报和其辛迪加旗下媒体都可以采用），他都几乎没时间应付。“他们最早找的是我，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commitment（责任），因为每个礼拜都得写。我建议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宽松的方式？后来知道他们建了一个portfolio（打包组合），有韩寒、胡舒立等，这样就始终有人从中国这边给他们写。”
他第一篇专栏写的是欧元，第二篇准备写美国大选，“一般常理来说，中国人写专栏都写中国的东西，说说中国这中国那，中国长中国短，分析分析中国的现状，好或者不好。我倒觉得，说说国际的东西挺好，让西方人看看一个中国人对国际事件的评价。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事儿？说中国企业改革？要说也行，但是从variety（多样性）来说，中国人说说欧元的问题，说说罗姆尼和奥巴马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两种语言的转换
人物周刊：从小接受两种语言的教育，对你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
芮成钢：我在不同语境下会用不同语言去思维，这个确实是。如果是英语环境下的访谈或工作，我会用英文去思维。英语思维和汉语思维会有不同。
人物周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芮成钢：语言本身的不同，或者是语言本身承载的文化不同，所以分析问题的方式不同。
人物周刊：价值观也会不同？
芮成钢：嗯，价值观会有不同。但你得具体地说。比如我有时长时间在国外工作，那些天接收的信息都是英文形式呈现的，采访是英语进行的，那么那些天可能就是说话用英文，想事儿也用英文。
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在外人看来，你的价值观是多面的、不容易统一的？
芮成钢：价值观很难说是多面的，一个人什么样价值观就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但我一些个人观念的形成肯定会受到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个是肯定的。
人物周刊：你当初接触西方文学从简读本开始，主要是为了学习语言，会有一些背诵和引用，比如你在新书里说，以前读莎士比亚，读到“人生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演员”这句，觉得很有用，可以用在演讲等很多场合。从最早是一种工具化的引用，到后来转换成能够真正欣赏它们的内容，这种转换困难吗？
芮成钢：这得跟着时间来，小时候读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可能完全不一样。这里面一个原因是我爸爸是中戏戏剧文学系毕业的，他是写小说写剧本的，中戏教的就是莎士比亚、莫里哀这一套的东西，从小我爸就在阳台上给我念这些，也念东方的东西，唐诗宋词啊，《聊斋志异》啊，这是一样的。小时候看林语堂的散文，看朱自清的小说，当时跟着时髦，别人都看《围城》我们也跟着看。现在再看完全不一样。你看英文小说，小时候可能是好奇、虚荣心，“我也能看莎士比亚了！”是吧，现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人物周刊：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这种转换的？
芮成钢：我到现在还在转换当中吧，那些都是中国人称之为大师的作品，虽然英文中没有这个说法，里面都有很多的人生阅历、情感经历，我毕竟才34岁，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不是说都能理解，还有很多事情在慢慢理解之中。
人物周刊：你现在对莎士比亚那句话怎么理解？
芮成钢：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红楼梦》里说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两句话很像。但Shakespeare这句话你要看上下文，我觉得现在很多引用都脱离上下文，自己赋予了新的意思。我觉得他没有曹雪芹那么消极，是个舞台我们都是演员在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强调共性的东西在里面，曹雪芹那个有更消极的东西在里面，相对来说悲观一些，看透了点。但你会发现，中文和英文世界有时惊人地相似，经典的成语、段子表达的意思是很接近的。
“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提到“如果进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会是更好的选择”，这是从什么角度说的？
芮成钢：我很相信所谓“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我觉得中国人教育的一个遗憾在于我们过早把自己定型了。我们高中毕业很多人去学医，医生是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你以后很可能就在这个职业一辈子做下去了，但你未必喜欢。举个极端的例子，小时候，我在合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哥，暑假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叫宁铂，在我们上学时是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天才，13岁上大学，中科大的少年班就是因为他创办的。他对我影响挺大，我小时候他总来跟我玩，给我做各种玩具。很多年后他跟我讲：“我觉得我就是个假冒伪劣。”他不喜欢科研，喜欢文学，很多年以后下海做了生意，现在出家云游四方，成僧人了。我觉得人是需要A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自我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完成越早越好，人就活那么多天对吧，小于36500的天数，你早一点知道自己是谁，你剩下的人生就可以活得更准确。
人物周刊：那你读书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芮成钢：我不知道。外交学院是个极其专业的院校，中国为数不多的部属院校。大学里不应该分那么多专业，十七八岁对自己了解很少，还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我在耶鲁的时候就非常羡慕那些本科生，下午可以打马球，晚上学中文，第二天早上去学西方美术史，下午学西班牙语，一天的生活非常慢，说得恶俗一点或者拽一点，真的是“徜徉在人类文明的河流中”，每天躺在那儿，被文化的东西所熏染，真的很美好，但我们大多数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人物周刊：你在外交学院受到的训练是什么？
芮成钢：一个是语言的训练，外交学院语言要求比较高。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政要来外交学院比较多，外交部安排他们的行程，需要到大学演讲就安排到外交学院来。在学校里经常搞接待，比如我印象很深的，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来，因为他有点儿反华，对我们来说接待有点像是政治任务，怎么跟他交流、他提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怎么回应等等。这些经历和我后来的工作有关联。
人物周刊：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你们在学校能感觉到吗？比如，那时候很火的《中国可以说不》？
芮成钢：我当时翻过，觉得那些话听着挺过瘾的，中国人听着就挺过瘾的，现在看那些话，觉得它打中了我们的某种情结，可以说是东亚病夫情结。我们是看霍元甲长大的，你是看霍元甲长大的吗？你是看陈真长大的吧。“东亚病夫”这话我只在中国听过，其他地方欧美国家包括日本没有这种说法，我们老给自己强化这种情结，然后就总想证明点什么，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证明。但你说有什么影响，我回忆不起来了。
人物周刊：这种机制好像是给这一代人心底下种了某些种子，我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小姑娘一开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受不了了，哭了。理智上觉得自己傻，但控制不了。
芮成钢：对对对，我也差点哭。我当时在彩排现场，听这歌的时候，真站起来了，有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有这种感情很正常。我觉得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是个天大的好事，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很积极，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从奥运会之后开始改变的。但客观上来讲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其他国家会认为中国能把奥运会搞成这样，那绝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搞不成这样，这么有钱、这么漂亮、这么豪华。比如你家请客吃饭请了三百多人，每桌都是两万的标准，你说你家是贫下中农、工薪阶层，任何人都不信。奥运会带来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期望值和判断的问题，但任何好事都有副作用的吧。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问这个，你说那一瞬间我确实有同感。但我没觉得自己傻，我就是很激动地觉得我们站起来了。
人物周刊：但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激动吧。
芮成钢：我知道自己在激动什么。因为确实感觉中国人站起来了。我小时候我们跟国外差距很大，我出国跟美国人讲，小时候家里妈妈从上海出差带回来巧克力，不是随便吃的，是我爸爸拿菜刀“啪”剁一块，一半给我姐一半给我，那叫ration，daily ration（限量供应）。有一天你觉得中国富强了，确实有成就感，你也不应该觉得傻。In spite of（尽管）中国有很多问题，你水平地跟别的国家比，确实还差很多，但你自己跟自己比，确实进步很多。所以我觉得那一瞬间确实该激动一下，有足够的理由让自己哭一场。
人物周刊：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人都处在这种情结、矛盾之中，一种自尊，一种想要国际化的焦虑。
芮成钢：我觉得这个跟教育有关。我老说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不是平等，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我们是功利性的教育吗？我们的自尊心很多来自我们比你们强，我们中国能办奥运办成这样，你们伦敦办不了，我们牛。这种自尊自信特别脆弱，因为总会有比你强的。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说过你第一次出国，去伦敦参加演讲比赛，晚上回来看到同伴在灯下背演讲，她说“感觉我们特傻”，你说你也有这种感觉，“他们不带我们玩儿”。
芮成钢：有时候你没必要区分开。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都归结成他们看不起我们、归结成种族歧视，有时候往往不一定是。我以前坐飞机，属于谁对中国人不好我就要去出气的那种人。比如之前有一次在飞奥地利的航班上，有个空姐对一个中国人不好，后来我就去批评了她一通，我把她上升到瞧不起中国人这个高度了。但后来我发现她对奥地利人也不好，可能她那天跟男朋友吵架了不高兴了，或者身体不舒服，她那天对所有人都不好。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的？
芮成钢：2003、04年。我说伦敦的比赛我们像傻子，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强，我觉得即使用中文讲也讲不过人家，西方人从小对小孩思辩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确实太棒了。这种思维、判断、口头表达、手势、演讲，我们就没受过这个训练。
人物周刊：所以这件事在你幼小的心灵里面埋下了什么东西？
芮成钢：也没埋下什么，我皮可能比较厚，只是觉得我们有差距，但并不是不可以弥补的。我觉得自信的人要敢于承认别人比你强。后来我记得到了2001年的时候，被耶鲁授予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全球明日精英”）的时候每个人要做一个即席演讲，那年马云应该也有这个奖项，还有瑞典的公主，当时我的演讲就很成功，底下很多人鼓掌，不比外国人差。就是说自己要去训练去提高。
人物周刊：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和外国人比”？
芮成钢：亚洲人是不擅于表达自我的，我们的教育不是鼓励我们说的，西方人是靠一路说上来的。每当一个要靠说来判断一个事情好不好的场合，我们往往处于劣势。那么作为中国人、亚洲人，你希望他们看到中国人也有口头表达的强项。我肯定有这样的想法。你想暗示的是不是说中国人的心态？
人物周刊：还是自卑和自尊对立的一个心态嘛。
芮成钢：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自卑的心态。我们当时拿这个奖几十个人，每个人都要去演讲，有的人讲得就是精彩，有的人讲完底下没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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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代表亚洲
人物周刊：有人会感到好奇，以你为代表的一些高度国际化的年轻精英，为什么还会有民族主义的心态？
芮成钢：首先说什么叫民族主义？刘翔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有名，背后就是你说的原因。中国以前有几个人喜欢看跨栏，就是在刘翔之后喜欢看的，为什么喜欢看呢？为什么姚明在中国这么有名，因为比外国人高，因为在NBA打球。问问自己你喜不喜欢姚明啊刘翔啊，为什么喜欢？你就知道了。
人物周刊：你会被经常问到这个问题吗？
芮成钢：我觉得我有过民族主义的阶段。我刚去耶鲁时，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会立刻拍案而起，这也未必要上升到民族主义这些主义的层面。那个时候可能是过度的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意愿，可能跟平时的教育有关，像是外交部的一些说法，动不动就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啊。就是这种习惯吧，对我个人来说，更多是思维表达的惯性，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当时还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学者说中国要想强大只有一条路，就是多造原子弹。
这些惯性，从05年开始我会逐渐意识到一些。所以如果现在西方人跟我辩论说中国不好，我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问题，但你要看看我们是从哪里起步的，看看你们的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中国也经历过很多曲折，我们正在进步，但进步速度没你们想的这么快……管理一下你对中国的期望值。”我现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不仅仅是语言上的一个修正。
人物周刊：是什么促使你修正的？
芮成钢：修正是因为我觉得效果不好，剑拔弩张的辩论没有很好的效果，没法说服对方、让别人对中国印象更好。后来我就开始修正。有时觉得你要向西方人传达一个中国真实的情况，你得用他们的逻辑、他们的表达方式和幽默。这些很重要，效果会好很多。但效果也不一定每次都好。我04年在澳大利亚演讲，很精彩，但完了以后有人很不屑地说，“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又上了一个新高度。”会有人从这个角度说，但西方国家说什么的都有，他们自己的总理总统演讲完也会有人说风凉话。
很多时候真正在国际场合，什么样的话会被视为民族主义，在现场的人最清楚。很多人对事情的评价都是自己想象中的，比如在国际场合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做评论的人信息不一定对称，很多只有在现场才会知道。一个是语境，一个是文化习惯的场合，很多场合有人没去过，他不知道什么在那个场合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会困扰你吗？
芮成钢：这对我不构成任何困扰。客观上来说让更多人去关注这样的事件反而好。我做的领导人访谈很多人是不感兴趣的，跟平常柴米油盐的生活有很大距离。我跟奥巴马的一个提问，你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去在意对话的具体问题吗？他们不会关心内容的。一些人去炒作，一些人在过程中就会去看看内容，我觉得是好事儿，让大家有个理由去关注它。我们节目的受众是极窄的，像我们去采访哥伦比亚的总统，中国知道哥伦比亚准确位置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我们这个节目想让大家关注没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总希望自己的节目有一些精彩的内容。
我在《经济信息联播》都是说猪肉啊房价啊，但是没有什么人议论，从来没人把我和猪肉联系在一起，我值《经济信息联播》的班比我值《领导者》的班要多，每天说的都是猪肉价格啊、农产品啊、西瓜烂在地里啊、柿子没人去买啊，这些话题就没什么人去议论。
人物周刊：那你不觉得可悲吗？
芮成钢：我不这么认为，我们《领导者》受众就是很窄的，你得对国际事务感兴趣，有特定知识结构。中国的传播早就进入窄众传播阶段，一个节目指向性很清晰的。我倒没有在意提问奥巴马这个事情给我带来很高关注度，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让中国记者知道这种场合可以去做，没什么大不了，it's no big deal。
向西方介绍中国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一开始就对自己很有规划的人吗？
芮成钢：不是。我觉得很多问题的答案是时间和年龄问题。小时候也没想到今天要干这个，不知不觉变成这样，但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无怨无悔。现在做出的选择未必信息百分之百的对称，但我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从业以来比较注重自我形象的塑造和营销。
芮成钢：我书里写到了阴谋论，我们很容易把什么都想象成是制造出来的，其实没有。举个例子，当时星巴克事件，我写博客，在台里碰到一个著名主持人，他问我：这事是谁给你策划的？我说没有啊，完全就是我自己做的。有时候有些事其实没那么复杂。央视主持人不是演艺人员，并没有专门的团队去包装去炒作。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随性的人，听到自己内心想做什么，我就做了。
人物周刊：你在英语频道工作8年，现在又在做传递中国声音的工作，少不了被人视作外宣工作者，你自己觉得舒服吗？
芮成钢：我觉得别人怎么看我们这个非常正常，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有人说very happy things（好的），也有人说very unpleasant things（不好的），这个太正常了。即使我去演韩剧，拍爱情电影，唱爱情歌曲，肯定都会有人说。选择做媒体工作，选择出现在公众雷达上的人，这些是必须（承受）的。
人物周刊：但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芮成钢：我在英语频道收获很大，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参与创办英语频道，我觉得很有意义，真的有人在看。我自己作为一个受众，在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也想听听第三个渠道的声音，不管别人说这个频道怎么样，给中国扣上一些意识形态的帽子，多一个不同的信息来源是好事。总不能大家都看《纽约时报》吧。
人物周刊：向西方介绍中国，你的动力是什么？
芮成钢：我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相对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人，有很多外国朋友，要经常在世界各地行走，会经常有人问中国这个那个的，我会始终被放在这样的位置上，要向他们解释很多中国的事情。我觉得我比较幸运，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去说去讲去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也知道怎么去讲，在讲述上我比别人经验更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多地理解了他们。这也是双方面的，我现在也跟中国人讲外国的事情，我书里也说我以后不管做什么我都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这不光是工作，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物周刊：解释中国是太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解释中国媒体就很复杂。
芮成钢：我新书里有一段话，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芮成钢在美国时被问到“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政府宣传的喉舌”，他回答说：“中央电视台约等于共和党执政情况下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但我觉得我比她们稍好一点儿”），我觉得也没什么难解释的。
人物周刊：别人会觉得CCTV和Fox News没法比。
芮成钢：如果是一个republic administration，如果是一个共和党的政府，是很有可比性的。但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
人物周刊：我能理解默多克旗下媒体亲共和党的倾向，但好像这也没有可比性啊？
芮成钢：这有可比性。你对Fox News了解吗？
人物周刊：我知道美国的左派精英都很看不起它。
芮成钢：你得多看看Fox News才会了解，才能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我只能跟你说到这。这个问题你想说什么呢？
人物周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没有可比性。
芮成钢：没有任何西方人跟我说不能比。
人物周刊：他们都觉得可以理解是吗？
芮成钢：我了解你想说的，你想说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不一样，所以底下的媒体……
人物周刊：底下媒体属性不一样。
芮成钢：你到底想问我什么？这些你都知道。
人物周刊：当你做对比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有可比性吗？
芮成钢：首先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让我来解释，有些事它是事实就是事实。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可以比的。当然可以比了，只有比才能看出区别。我只想跟你说这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事情，我在很多场合被问中国媒体怎么样，我觉得是很没劲的问题，被问得太多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他们问这个话就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
芮成钢：对，我觉得挺没趣的。我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他们也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儿，这些事情说透了就不好玩儿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情况下，用幽默来处理一下。他们也并不期待一个答案，而只是想看看我怎么应对，看看中国媒体人的水准。
“我这么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去其他国家发展”
人物周刊：陆克文给你的书写序说，三十多岁的中国年轻人会引领和推动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说我的朋友芮成钢就是这代的代表。他这种预期是不是典型的西方人对中国年轻人的愿景？
芮成钢：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后80后、90后是社会骨干的时候，一定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变化。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外面跑，会让很多外国人觉得很像中国，进入WTO之后的年轻国家，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看到很多中国人的影子。一叶知秋，一叶尚且可以知秋，我们很自然地被人看成折射中国变化、观念、缩影的一个载体。
人物周刊：从你这十余年和国外精英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哪些变了，哪些没变？
芮成钢：首先，你老用“精英”这个词，这个词在国外老被当作贬义用的，就是elite，在今天的中国也带有一定的贬义。十几年前他们会觉得和中国对话很吃力，因为中国很不一样，现在更容易了，对中国了解了很多，对中国的误判在过去十几年消除了很多。比如奥运会，还有中国的留学生，还有像我这样在国际化环境下工作的人，帮助他们了解了很多。中美关系上的“战略互信”很难，拿人和人来说，我家有把刀，你家有把刀，我家这把是为你家准备的，怕你家哪天来我家打劫，你家的是为我家准备的。战略互信还在继续建立的过程中，这个变化还不够。对中国经济来讲，他们信心还是很强。
人物周刊：听说你最欣赏的记者是CNN的印度裔主播扎卡利亚。
芮成钢：我跟他很熟，但他在节目上有时会说一些中国消极的话。他是个不错的记者，他的GPS在美国看的人很少，受众比例没有《领导者》大，我觉得他也许有一天会当美国国务卿。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想过像他一样到西方主流媒体工作，到一个更适合解释中国的平台上？
芮成钢：就“打入敌人内部”了吗？（笑）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外媒未必是个更好的平台。这是个伪命题。你去外媒工作，它说美国肯定多过中国。我这个人是个big patriot，我很爱国，很喜欢目前这个生活状态，你说的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这么爱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去其他国家发展？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媒体的国际化？
芮成钢：第一你对国际事件报道的标准是不是跟国际接轨，你的反应速度，你采访的人的级别，你采访的深度。新闻报道主要还是速度和质量。还有就是国际影响力。希望有一天中国媒体的影响力可以在国际上更大。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骄傲的人吗？
芮成钢：我是一个准完美主义者。有句话叫作“入乎其上，得乎其中”，做节目的时候必须对自己要求很高，电视本来就是一个衰减的过程，你尽很大努力，但最后都会有遗憾。你要拿完美要求自己，但最后也要会接受不完美。这也是人生的态度。
人物周刊：你好像从没像央视一些主持人那样流露出沉重和纠结。
芮成钢：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没有人逼着我给央视工作，选择之前可以充分权衡利弊，也可以选择离开，这是可以选择的。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去承担这个选择。就好比你选择人生伴侣，你看中了她好的地方，那你就要学会接受她不好不可爱的地方。……我们可以多说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一个意识形态不强的人吗？
芮成钢：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对朋友同事和采访者。
人物周刊：有人会觉得你在参与一个大的外宣，你自己也说，中国的形象不太好，很大原因是中国的故事没有讲好，但只会讲故事本身是不是涂脂抹粉的过程呢？
芮成钢：我说的把中国故事讲好是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漂亮的中国。让他们看到中国的问题、不好的地方，有助于帮他们管理好对中国的期望值。我们生活在超透明的时代，所以传播的时候诚实很重要。不要成天给他们看中国光鲜的一面，这样他们就觉得中国是发达国家了，一出什么问题就放得很大。比如在印度有些事情就不是新闻。他们不光彩的一面总是成天呈现在世界面前。讲好是用他们接受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
人物周刊：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被定型了？


芮成钢：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中国今天每一个长期在公众注视之下发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支持者、反对者，也会有人用非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见解。但这是常态。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中国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很正常，这是积极的，应该鼓励他们去说，他们去说话这个事情远比他们对我的评价是积极或是消极更重要。虽然有时因为文明程度、批判性思维、审慎的考证、合逻辑的推理这些会有缺失，但这都没有关系，他们能发声这个事实是中国的进步。
人物周刊：所以你宁愿当个靶子？
芮成钢：我没觉得我是个靶子，但偶尔会成为借题发挥的“题”，这也正常，对我不构成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