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数据时代崛起

智慧棒

1992 年，在26 岁的时候，舍恩伯格卖了自己的公司，拿到一笔小钱。“今天看来不太多，但在那时候也足够在维也纳市中心买一幢小楼。”他说。
在前途问题上，他和父亲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父亲仍希望他继承家业，希望他在法律上继续深造。“我是个顺从的孩子，父亲希望我在西海岸挑一所学校，比如加州大学，容易申请，气候好，还能冲浪。我怀着赌气的心情只报了一所：哈佛。”没想到，他竟然被录取了。收到通知书时，他以为是个朋友开的玩笑。他捏着通知书照着上面的号码打过去：“这是个愚蠢的玩笑。”对方说：“不，这是哈佛。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很久以后，他想到“能不能进哈佛”这也是一个大数据问题。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这个结果或许是能够被预测。
当他进入哈佛后，一切又变了。法律变得有趣起来。他开始明白，和物理方程式类似，法律就是这个世界的镜像。阅读法律，就是阅读社会。
法律让舍恩伯格认识到社会是个复杂系统，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后来他发现，当大数据时代来临时，大量事物能够被量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窥测和解读这个复杂系统的方式，这让他兴奋不已。
比如，谷歌能够几近完美地给出和基于大量真实病例信息所得到的流感情况一致的结果，而且是实时的；被微软收购的Farecast 可以预测机票价格的波动，让消费者能在最便宜的时候买机票；奥巴马竞选团队分析出最适合奥巴马竞选的电子邮件开头应该写“Hey”；它甚至能够预测人们一天的行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算法，可以精确预测人们在一天内将要去哪里，平均误差仅为20 米。
从哈佛毕业后，舍恩伯格回到了奥地利，在奥地利又申请了博士学位，并顺利在伦敦一所大学获得教职。他父母来伦敦看到他生活幸福，有稳定的女友，眼看着玫瑰人生即将开启。“母亲很高兴，而父亲有点失落。走上学术道路意味着我无法再继承家业了。”他说。谁也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父亲死了。第二天，他收拾东西回了家乡的小镇，开始做一个会计律师。
“我所有的事业、学术都远离我而去，我成了我父亲。”
一年后，他卖掉了父亲的公司，艰难地回到学术界，在维也纳大学做助理。到了晚上，人人都去喝酒、寻欢作乐的时候，他在家拼命写文章。“那几年我没有生活，每天工作24 个小时。没有人在维也纳知道我，但在美国，我有了知名度。当哈佛请我回去做教授的时候，没有人相信。”
在他待在哈佛肯尼迪学院任教的10 年里，互联网正在飞速变化。硬盘变得越来越便宜，使用手机竟然能拍照和看电影。
他渐渐发现，数据正在改变互联网的游戏规则，他在1997 年发表的论文《互联网的技术和隐私》里写道：“数据保护从1970 年在欧洲就成了个家喻户晓的词，指的是控制一个人个人数据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正在受到挑战。1998 年，他又写了篇《 互联网隐私和立法：Cookie 是个威胁吗？》他很早就注意到，cookie 在人们浏览网页时会记录每个浏览者的私人信息。
1998 年，谷歌诞生在门罗公园。这家公司以搜索起家，通过cookie 记录一切他们能记录的东西，通过分析搜索者的特点给他们推送个性化广告。它的搜索、广告、翻译、播放音乐、图形搜索、趋势等产品都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
2007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开放政府法》，2009 年，詹妮弗·帕赫卡创办了一个组织“Code For America”，组织一批技术志愿者通过挖掘利用地方政府的各种数据，从公交车时刻表、报警记录到居民用智能手机提交的信息，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诸如“周围哪些房子空关着”、“孩子应该上哪所中学合适”。
2009 年，谷歌在《自然》上发表一篇论文，揭示他们如何通过用户搜索的词条和疾控中心2003-2008 年间流感数据比较，成功预测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Twitter、Facebook 和LinkedIn 通过用户的社交网络图来得知用户喜好；美国最有名的计算机专家埃齐奥尼创立了一个预测系统，他找到一个行业机票预定数据库，根据航线上每一架飞机内每一个座位一年的综合票价记录来预测什么时候买机票最便宜。
2010 年，舍恩伯格打算和《经济学人》的数据编辑肯尼思·库克耶合写一本关于大数据的书。“我们感觉一些有关大数据的重要变化正在进行中。”肯尼思那时刚做了一期特刊《 大数据的冲击》，封面是一个人拿着一把伞口向上的伞站在雨里，用伞尖漏下的水浇花，象征着数据滋养下的商业开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