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码, 反码, 补码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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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没必要弄得这么麻烦，它们完全可以用一两句话就描述的很清楚。

原码：

如果机器字长为n，那么一个数的原码就是用一个n位的二进制数，其中最高位为符号位：正数为0，负数为1。剩下的n-1位表示概数的绝对值。

例如： X=+101011 , [X]原= 00101011    X=-101011 , [X]原= 10101011
位数不够的用0补全。


PS：正数的原、反、补码都一样：0的原码跟反码都有两个，因为这里0被分为+0和-0。


反码：

知道了什么是原码，那反码就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知道了原码，那么你只需要具备区分0跟1的能力就可以轻松求出反码，为什么呢？因为反码就是在原码的基础上，符号位不变其他位按位取反(就是0变1，1变0)就可以了。

例如：X=-101011 , [X]原= 10101011 ，[X]反=11010100

补码：

补码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反码的基础上按照正常的加法运算加1。

例如：X=-101011 , [X]原= 10101011 ，[X]反=11010100，[X]补=11010101

PS：0的补码是唯一的，如果机器字长为8那么[0]补=00000000。

移码：

移码最简单了，不管正负数，只要将其补码的符号位取反即可。

例如：X=-101011 , [X]原= 10101011 ，[X]反=11010100，[X]补=11010101，[X]移=01010101

fashion612

一个容易忽视的知识点，谢谢

一字见心

samuelhu

学习了，谢谢楼主

goneyears

学习了，严重顶楼主

cainiaocainiao

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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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完全不适合承担大型科研项目(2010-04-11 1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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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杂谈教育科研

    近年来，国内高校申报国家科研项目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的项目。但实际上，高等院校从本质上说完全不适合承担大型的科研项目，原因如下：
1）高校科研力量严重不足。
    高校的科研人员主要由教师和研究生组成，其中研究生中多数是硕士，学制为2.5年，第一年基本是上课，而最后一年要找工作和写毕业论文，实际做项目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连上手的时间都不够，不给项目添乱就不错了。而博士也好不到哪里，一共3.5年的学制，而且在上课和论文写作上花的时间要远远多于硕士，所以实际上能花在科研上的时间也很有限。只有硕博连读的5年学制的研究生会有3年左右的时间可以用于项目，但这部分学生人数较少，而且也没有科研所需要的各种经验，其研究成果往往是中看不中用。
    从教师的层面来看，院士、博导已经完全不做，也没有时间做研究了，而是天天在“跑”项目。我校就出现过两位教授在科技部的电梯中“巧遇”的笑话。副教授以下的中轻年教师连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为完成学校的科研指标疲于奔命，根本无法安下心来搞研究、做学问。所以，高校虽然从表面上看“人才济济”，其实是徒有其表而已。
2）与高校的基本使命相违背。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使命。不能象科研院所一样，将精力完全用于科研项目。近年来高校疯狂攀比科研规模的结果是，教育质量大幅度下降。教师为完成科研指标，上课是能应付就应付。照此下去，高校必然会背离其培养人才的初发点，从而在根本上丧失其存在的意义。所谓提高科研水平带动人才培养的说法，完全是在自欺欺人。
3）科研连续性差。
    研究生作为高校事实上的科研主体，其实际科研寿命只有短短的1到3年，然后就毕业了，然后就是“人走茶凉”，其边学习边尝试做出的所谓成果不仅“千疮百孔”，而且还“后继无人”。更糟糕的是，高校由于没有应用的压力，往往一个项目结束后，就真的“结束”了，不管是否真的有成果，其结果都一样，就是“束之高阁”、“永远再见”了。而企业就不一样，投下去钱不见到可应用的成果是决不会罢休的。
4）科研目标异化
    高校科研功利化的结果是，高校做科研的目的就是接国家“大项目”，也就是说在项目拿到手时，其目标就已经达成，而出不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根本无所谓。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指标也是这样，就是看你是不是拿到项目，拿到就给你职称，至于项目完成的情况如何根本不在考评范围内。况且，项目评审基本上是在所谓的“学术圈”内进行的，无非就是自己人评自己人，根本不存在通不过的问题。企业就不一样，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没有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项目做得越多，罪过反而越大。所以，高校根本没有出成果的动力和机制。
5）没有大型科研的体系结构和组织能力
    高校表面上看有比较完整的专业配置，好象什么都能做。实际上却缺乏大型项目的组织能力。比如，在高校，各个院系相互是独立的，大型项目的合作往往是基于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而缺乏强力的协同约束，这就无法保证大型科研项目所需要的真正的协作。同时，高校往往缺少大型科研项目所需要的加工、建造、试验的场地、设备、经验和人才，而这些往往是企业才具备的。近年来，由多所高校联合申报大型科研项目的趋势愈演愈烈，这种“串谋分脏”式的项目，其协作更是无从谈起，基本上是项目到手，分钱各自走人，直到项目验收时再聚首讨论如何蒙混过关。

综上述，高校搞大型科研项目，国家的投资基本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高校拿的国家项目越多，国家的损失就越大。

高校应该从事什么研究？一是基础理论性课题的研究，但这类研究项目应以中、小型为宜。二是面向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由企业投资并判定项目完成情况，想蒙混过关就没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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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在记者的采访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高校到底该搞什么？”成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任兵（化名）是一位在高校从事了几十年应用工程研究的老教师。在他看来，至少在工程科技应用方面，高校的竞争力是削弱的，原因就在于企业这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以前一些应用技术方面的人才都在学校里，企业在先天上存在劣势，但现在由于资讯手段等各方面的进步，这方面的差距已经不复存在。而且相比高校，企业招聘更加灵活，人才类型也更加丰富，高校则受到的限制比较多。“学校越来越适合搞理论性、基础性和先期性的研究。在具体的应用研究上，高校已经落后了。”任兵这样说。

在他看来，高校应该适应应用技术研究“边缘化”的趋势。“高校要面对这种现状：单一的高校的体制已不能适应作为主力搞一个类似武广高铁系统集成性的大项目，这已经不现实了。”任兵说，不做一线的工作，就只能集中主要力量，在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强。这方面，高校据有着先天的优势：“企业更需要看重眼前的投资成本，高校在这方面则不需要太注重投入产出，而且高校的项目经费比较充足，适宜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对于任兵的观点，李俊杰并不认同，至少在他看来，近几年高校在应用研究方面的发展依然是其“亮点”之一。更重要的是，当前国内企业还无法扛起应用技术的“大旗”。

“中国的社会发展如果达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高校就可以专心从事偏基础性的研究，因为后面有‘接力’的，这些技术成果可以通过企业研究机构进行转化，变为商品，但中国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李俊杰解释说，大连理工大学每年申请的专利可以达到400多项，其中获得授权200多项，但有相当一部分成果转移不出去，其原因并不是企业不需要这些技术，而是它们不能马上将其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中。在现阶段，一些成果的进一步提升和集成要靠高校的自身来完成。“随着企业科研实力的不断增强，高校在应用研究领域可以慢慢退出，李俊杰说。但目前还没有到这一阶段。”

成果转化不得不说的话题

提到高校的科研工作，成果转化似乎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话题。

在2009年举行的宁波大学校长与企业家论坛上，浙江沁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建荣的一番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他说：“目前，高校科研项目与企业需求相距甚远。这座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非打破不可。”

5年前，一位大学教授曾建议沁园集团上马一个家庭洁净水工程系统，他们听后非常振奋，立即收购了一家公司生产相应产品，次年大规模上市，销售量一直上涨。去年，企业又把这位教授请到企业“支招”，没想到他的报告与5年前如出一辙，企业工程师听后直摇头，因为按照教授的提议去做，必然落后于市场。“企业在前进，大学没有跟进，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叶建荣如是说。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在我国每年取得的约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平均转化率仅为20%，实现产业化不到5%；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对此，俞耀庭表示，高校里的科研成果转化是一个难题。目前高校研究成果有相当部分对企业根本无用，而企业需要的研究内容高校又不感兴趣。另外高校不像企业那样熟悉了解市场，也不如企业能进行市场公关，因此存在一些高校的成果难以应用到生产实际的现象。

“根据我国目前高校和企业的情况，如果采取每年由国家发改委发布企业应用研究项目指南，由企业提供研究经费的方式，也许可以使当前成果转化难题得到部分解决。”俞耀庭说。

除市场因素之外，高校内部单一的评价体系也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进入高校之前，任兵曾经在国内某科研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科研人员的职称评价标准并不是单一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只要是相关部门鉴定过的，便可以算作是自己的业绩。然而在高校，这一标准似乎绑定在了“论文”上。

“这些年因为搞研究，我一直没时间写论文，而且我的研究内容很多是不便于发表的，如果一定要我写，只能找与实际工作有些距离的内容，只能应付，没多大实际价值，我不愿意那么干。”说起论文的事情，这位有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教授很是无奈。

在任兵看来，应用型研究最能体现其价值的便是成果的推广和产业化，而非一两篇纸面上的论文。但在目前的评价标准体系下，这些应用成果远没有论文“好用”，这就导致了很多研究人员去追求一些容易出“成果”，但应用价值不大的项目，也就造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理论上的研究应该是学校来搞，这是对的。但是搞应用研究的人应该有一条自己的出路”。

在国际上，为了应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美国、日本等国的高校都设有负责相关工作的专门机构，而对比国内高校的类似机构，两者不管从人员构成还是工作重点上，都有着不小的差距。

李俊杰介绍说，美国研究型大学都设有技术转移办公室，一般有几十位有经验的专家在这里工作，他们主要分析学校教师的科研成果和研究工作中哪些成果可以申请专利，哪些工作可以转让出去，只有那些具有转让价值的项目才被允许申请专利。而国内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则大多只具有服务功能，其工作人员也多是年轻人，没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经验相对不足。

“国外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一年专利的授权量仅有几十项，但每一项的目标都必须转让出去，这就大大节省了科研经费，能够把政府和企业拿的钱投到真正的研究目标上去。我国的专利数量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了，但很多只是申请了专利，还无法应用，甚至不能归为‘成果’。”李俊杰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所学校一年能有几十项成果转移出去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大连理工大学每年授权的200项专利中，哪怕卖出一半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达到30%甚至20%的转让，就已经算是高的了”。李俊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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