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城市的半导体战争

peterlin2010

二线城市的半导体战争

2006年，武汉新芯开始建设，2008年，武汉新芯开始量产，其投资规模上百亿，是当时华中地区唯一的12英寸芯片生产厂。在初成立之时，由于湖北省和武汉市既无人才，又无技术，武汉新芯由中芯代管。
从2006年到2012年，武汉新芯几乎复制了上海国产芯片厂商的所有曲折。该走的路，该趟的雷，一个都没少。
首先，新芯试图以DRAM作为主要产品切入国际市场，但刚量产就迎来DRAM价格暴跌，公司不得不转换至闪存。相较之下，上海华虹比新芯幸运的地方在于，华虹抓住了DRAM上行周期的尾巴，在量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而武汉新芯06年开建，08年投产，时逢金融危机与半导体周期急转直下，连周期的尾巴都没有抓住。
其后，武汉新芯联手美国闪存厂飞索半导体，试图依靠飞索的技术转移至既有市场存活下来。但不幸的是，2008年的这最后一根稻草也自身难保，当时飞索濒临破产，武汉新芯几无订单。
半导体周期整体下行，无论是DRAM，还是闪存，都面临量价双杀的惨烈局面，在外国厂商亏损经营、尚不能满负荷运营产线的条件下，国产厂商必受池鱼之殃。周期不景气，只有地主家才有余粮。武汉新芯嗷嗷待哺，却吸引来秃鹫的注意。
当时，台积电、美光等外资收购方都看中了武汉新芯。彼时，武汉新芯已经量产，且为中芯托管，外资芯片大厂买下武汉新芯，等于说在中国市场又添一个成熟的生产据点，而且还能遏制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
所幸，2011年，中芯与武汉市政府达成协议，双方成立合资公司。
不过，在此前CV智识《上海滩造芯往事》一文中，也曾提及，中芯时任董事长江上舟在此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不幸的是，2011年江上舟去世，中芯也远未从内忧外患中恢复。中芯与新芯，成了难兄难弟，两家待在一块，谁都不好过。
随后，机缘巧合，2012年8月，原中芯COO杨士宁加入武汉新芯，2013年，武汉新芯从中芯独立。在拉到兆易创新的存储芯片大单、与飞索联合将NAND存储器工艺由55nm推到32nm之后，武汉新芯赢得了大基金的青睐，在国家存储基地的竞争中胜出。2016年，国家存储基地在武汉启动，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成立长江存储。
在武汉新芯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当政府补贴遇上合适的企业领袖与极佳的时机之后，这家企业才实现了绝地逆转。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瞬间转变，并不能回避武汉新芯前期在经营上的无奈。
地方政府与外资合作、实现技术引进，但关键问题在于：波橘云诡的半导体周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变化，一旦失去强援，地方政府上哪里去找投出去的真金白银？所以，聪明的做法是内外市场兼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一位芯片业内资深人士表示，武汉新芯的成功，很有一股湖北人的狠劲在，时机也各种凑巧，放到其他地方，这样的项目可能就黄了。
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芯片项目，武汉新芯在前期的困境，在于缺乏、或者说也没有能力与资源，划分到一个全国性的芯片细分市场，当时政府有能力主导的细分芯片市场估计也没有了。同时，地方政府在充分的市场化经营中又存在天生的短板，因而武汉新芯长达六七年的阵痛期也就在所难免。
如此昂贵的学费，交起来着实心疼。但同属中部的合肥，找到了一条无比精巧隐匿的捷径，在武汉还在大交学费的时候，合肥却早已在高科技产业中赚的盆满钵满，并且在近年进军存储产业中更是豪掷千金。

......

合肥有个京东方\

外资芯片厂在二线的芯生意2012年，芯片领域的巨无霸三星存储项目在西安市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引入外资的项目，三星在西安的运作非常成功。



..

二线城市芯片半导体产业之强弱格局，反映出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自己搞芯片半导体项目，面临一个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
如果是比较强势、带动作用比较强的外资厂商，如三星、台积电等，地方政府自己要学习的比较少，因为外资厂不给你技术，人家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但如果是联合外资厂搞技术引进，其难度不可谓不小，因为企业与政府角色互博的问题，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付出相当高的学习成本，因为地方上的两种角色，本质上地方政府要经过两条学习曲线的试错与历练，一条是怎么去搞产业政策、服务好产业，并形成产业体系，一条是怎么去办好一个市场化的企业，而后者往往难于登天。
半导体之路道阻且长，二线追“芯”需深思。

ricvadim

话题很好非常感谢